黄初七年（公元226 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壬子日，皇帝回到洛阳，跟蒋济说：“有些事儿可得门儿清。之前我决定在山阳湖把船烧掉一半，你后来跟着安排，差不多和我一起到了谯。而且每次收到你陈述的事儿，都挺对我胃口。从今往后，讨伐贼寇的计划，你可得好好琢磨、讨论。”
蜀汉丞相诸葛亮打算出兵汉中，前将军李严负责后方事务，转移到江州驻扎，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归李严统领。
东吴陆逊因为当地粮食不多，就上表建议各位将领多种地。吴王回复说：“这主意真棒！现在我父子亲自耕种，用拉车的八头牛分成四组耕地，虽说比不上古人，但也想和大家一样干活受累。”
皇帝当太子的时候，郭夫人的弟弟犯了罪，魏郡西部都尉鲍勋依法处置。太子求情，没成功，从此就记恨鲍勋。等皇帝即位，鲍勋又多次直言进谏，皇帝就更气了。皇帝讨伐东吴回来，在陈留边界驻扎。鲍勋担任治书执法，太守孙邕来拜见后离开，顺路拜访鲍勋。当时营垒还没建好，只立了标记，孙邕没走正道，军营令史刘曜要追究他，鲍勋觉得堑垒没建成，就劝解阻止没举报。皇帝听说后，下诏说：“鲍勋这是指鹿为马，抓起来交给廷尉。”廷尉依法审议，认为“应判五年刑”，其他官员反驳，“依照法律，罚二斤金”，皇帝大怒说：“鲍勋死定了，你们还想放了他！把三官以下的官员都抓起来交给刺奸，让他们十个老鼠关一洞！”钟繇、华歆、陈群、辛毘、高柔、卫臻等人一起上表，说鲍勋的父亲鲍信对太祖有功劳，请求赦免鲍勋的罪，皇帝不答应。高柔坚持不执行诏令，皇帝气炸了，把高柔召到尚书台，派使者带着旨意到廷尉杀鲍勋。鲍勋死后，才让高柔回廷尉官署。骠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里有钱但为人小气，皇帝在东宫时，曾向曹洪借一百匹绢，没借满意，就记恨上了。后来曹洪的门客犯法，曹洪被下狱判死罪，大臣们都去救，也没成功。卞太后生气地责备皇帝说：“当年在梁、沛的时候，要不是曹洪，哪有你今天！”又对郭皇后说：“要是曹洪今天死，我明天就叫皇帝废了你！”于是郭皇后哭着多次求情，曹洪才被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和封地。
当初，郭皇后没孩子，皇帝让她抚养平原王曹睿。因为曹睿的母亲甄夫人被诛杀，所以一直没立曹睿为继承人。曹睿侍奉郭皇后很小心，郭皇后也挺喜欢他。皇帝和曹睿打猎，看到母鹿和小鹿，皇帝亲自射死母鹿，让曹睿射小鹿。曹睿哭着说：“陛下已经杀了它母亲，我不忍心再杀它孩子。”皇帝马上放下弓箭，心里有点触动。夏天五月，皇帝病重，就立曹睿为太子。丙辰日，召来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让他们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丁巳日，皇帝去世。
陈寿评价说：文帝天生有文采，提笔就能写成文章，见识广博记忆力强，才艺双全。要是他能有宽广的胸怀，以公平诚信来激励自己，志向远大坚守正道，能推广仁德之心，那和古代的贤明君主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啊！
太子即位当皇帝，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当初，明帝在东宫时，不和朝臣交往，不过问政事，就专心看书。即位之后，大臣们都想看看他啥样。过了几天，明帝单独召见侍中刘晔，聊了一整天，其他人在旁边偷听。刘晔出来后，大家问：“咋样？”刘晔说：“和秦始皇、汉武帝差不多，就是才能稍微差点。”明帝刚执政，陈群上疏说：“大臣们要是都随声附和，是非被掩盖，这是国家的大麻烦。要是大臣们不和睦就会结党，结党就会无端诋毁或赞誉，这样真假就分不清了，这些都得好好琢磨。”
癸未日，追谥甄夫人为文昭皇后。
壬辰日，封皇弟曹蕤为阳平王。
六月戊寅日，把文帝葬在首阳陵。
吴王听说魏国有大丧事，秋天八月，亲自率军攻打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廷商议要派兵救援。皇帝说：“孙权习惯水战，他敢下船陆地进攻，就是想趁我们没防备。现在他已经和文聘对峙上了。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不一样，他肯定不敢久留。”之前，朝廷派治书侍御史荀禹去慰问边境，荀禹到了江夏，发动所经过县的士兵和跟从的一千步兵骑兵，登山点火，吴王就逃走了。
辛巳日，立皇子曹冏为清河王。
东吴左将军诸葛瑾等人攻打襄阳，司马懿打败了他们，斩杀了他们的部将张霸。曹真又在寻阳打败了东吴另一支军队。
东吴丹杨、吴、会等地的山民又出来搞事，攻下所属县城。吴王把这三郡的险要地区划出来设东安郡，让绥南将军全琮兼任太守。全琮到任后，赏罚分明，招降安抚，几年时间，就有一万多人归附。吴王把全琮召回牛渚，撤销东安郡。
冬天十月，清河王曹冏去世。
东吴陆逊提建议，劝吴王多施恩德、减轻刑罚，放宽赋税、停止征调。还说：“忠诚正直的话，不能尽情说出来；那些只求讨好的小臣，总说些有利的事儿。”吴王回复说：“《尚书》里说‘我有错误你要纠正’，你说不敢尽情陈述，这哪能算忠诚正直呢！”于是让有关部门把法令条款都写出来，派郎中褚逢送给陆逊和诸葛瑾，要是觉得有不合适的，就让他们修改。
十二月，任命钟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依旧都督扬州；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华歆要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答应。征召管宁为光禄大夫，命令青州官府提供安车和随从，按礼节送他来，管宁还是没来。
这一年，东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吴王让士燮的儿子士徽任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让校尉陈时接替士燮。交州刺史吕岱因为交趾太远，上表把海南三郡划为交州，让将军戴良当刺史；海东四郡设为广州，吕岱自己当刺史；派戴良和陈时往南去。但士徽自己任命自己为交趾太守，发动宗族的士兵抗拒戴良，戴良留在合浦。交趾人桓邻，是士燮举荐的官吏，他磕头劝谏士徽，让他迎接戴良。士徽生气，把桓邻鞭打致死，桓邻的哥哥桓治集合宗族士兵攻打士徽，没成功。吕岱上疏请求讨伐士徽，率领三千士兵，日夜渡海前往。有人对吕岱说：“士徽靠着他家几代人的恩情，一州的人都归附他，可不好对付。”吕岱说：“现在士徽虽然有叛逆的想法，但想不到我突然就到。要是我们悄悄快速进军，趁他没防备，肯定能打败他。要是耽搁不快点，让他有了防备，据城坚守，七郡的蛮人都响应他，就算再有本事的人，也没办法了！”于是出发，经过合浦，和戴良一起前进。吕岱让士燮的侄子士辅担任师友从事，派他去劝说士徽。士徽带着他六个兄弟出来投降，吕岱把他们都杀了。
孙盛评论说：要安抚远方、团结近处，没有比诚信更好的了。吕岱把士辅当成师友，让他传达诚信和誓言；士徽兄弟袒露上身，诚心归附，吕岱却为了功利把他们杀了，君子从这就知道吕氏的福气不会长久了。
士徽的大将军甘醴和桓治率领官吏百姓一起攻打吕岱，吕岱奋力反击，打败了他们。于是撤销广州，恢复交州和以前一样。吕岱又进军讨伐九真，斩杀俘获上万人；还派从事向南宣扬国威，境外的扶南、林邑、堂明等国的国王，各自派使者到东吴进贡。
评论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蜀、吴三国的关键动态，尤其聚焦于魏文帝曹丕临终前后的政治风波，从中可窥见三国时期权力更迭、制度运行与人性博弈的多重面相：
曹魏：权力交接中的恩怨与挣扎
曹丕晚年的统治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对蒋济等能臣展现出纳谏的姿态，认可其军事谋划，体现出作为统治者对政务的清醒认知；但另一方面，私怨主导的报复行为暴露了其心胸狭隘的缺陷——因早年鲍勋执法不从、曹洪拒绝借绢，便借故将二人置于死地，即便群臣劝谏、太后施压也不为所动（曹洪最终因卞太后以废后相胁才得免死），这种“挟私报复”的作风与他曾标榜的“法治”形成尖锐对立。
曹丕立嗣的过程则暗含人性微光。尽管因甄夫人之死迟迟不立曹叡，但曹叡“不忍杀子鹿”的举动触动了他，最终在临终前确立其储君地位，并安排曹真、陈群、司马懿辅政，为曹魏政权的过渡奠定了基础。陈寿评价他“天资文藻”却“度量不足”，确是中肯之论——他有帝王之才，却因私德短板难以成为“贤主”。
曹叡即位后的表现初显锋芒：面对孙权攻江夏，他精准判断敌军“掩不备”的意图，无需发兵即可固守；刘晔以“秦始皇、汉孝武之俦”评价他，暗示其将成为强势君主。而陈群“防党争、辨真伪”的劝谏，也折射出曹魏朝堂对权力平衡的警惕。
蜀汉与东吴：各自的内政与战略
蜀汉方面，诸葛亮筹备北伐，将李严调至江州统筹后方，陈到驻守永安，既强化了对边境的控制，也为后续出军汉中铺路，体现其“以攻为守”的战略布局。
东吴则聚焦内政与扩张：陆逊主张“增广农亩”，孙权以“亲耕”响应，推动屯田制发展，稳固经济基础；同时，陆逊劝谏“施德缓刑”，孙权虽表面接受并让其修订律法，却未彻底改变严苛作风，暴露统治集团内部“宽严之争”的张力。对外，孙权趁曹丕去世攻江夏未果，诸葛瑾攻襄阳被司马懿击退，而吕岱平定交趾士徽叛乱则展现了东吴对南方的控制力——不过吕岱以“诈降”诱杀士徽，虽短期扩张了版图，却违背“柔远怀迩”的信义，孙盛批评“吕氏之祚不延”，实则点出东吴统治中“功利优先”的隐患。
整体观察：三国格局的微妙平衡
黄初七年是三国权力结构的转折点：曹魏完成从曹丕到曹叡的交接，虽内部有动荡，但辅政团队（曹真、司马懿等）为后续稳定提供了支撑；蜀汉诸葛亮稳步推进北伐准备，东吴则在经济、军事上双向发力。三方的行动既受限于自身内政（如曹魏的权力斗争、东吴的南方治理），又相互牵制（如孙权趁魏丧攻江夏），延续了“鼎足而立”的基本态势。
这段历史的核心启示在于：帝王的个人品性（如曹丕的恩怨分明）、权力交接的平稳程度（如曹叡立储的曲折）、战略决策的长远性（如东吴的农战结合与信义缺失），共同塑造了三国时期的政治走向，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治道”与“人性”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