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蒙还没来得及接受封赏就生病了，孙权赶紧把他接到自己住处旁边，想尽各种办法给他治病。有时候要针灸，孙权看着都心疼难受。孙权想见见吕蒙，又怕打扰他休息，就经常在墙上偷偷凿个洞看。要是看到吕蒙能吃点东西，就高兴得跟身边人又说又笑；要是看他情况不好，就唉声叹气，晚上都睡不着觉。吕蒙病情稍有好转，孙权就下令大赦天下，大臣们都来祝贺，结果后来吕蒙还是去世了，年仅42岁。孙权那叫一个悲痛，专门安排了三百户人家给吕蒙守墓。
后来孙权跟陆逊聊起周瑜、鲁肃和吕蒙，说：“公瑾那叫一个勇猛刚烈，胆略过人，打败了曹操，开拓了荆州，简直无敌。子敬通过公瑾跟我结识，我跟他一聊，他就说起称霸天下的大战略，这是第一件让我开心的事。后来曹操借着拿下刘琮的势头，号称要率几十万水陆大军打过来，我召集将领们问咋办，没人先吭声。张子布、秦文表都说应该派人送文书去投降，子敬马上反驳说不行，还劝我赶紧喊公瑾来，把军队交给他迎击曹操，这是第二件让我开心的事。后来虽然他劝我把地借给刘备，这算个小失误，但不影响他的两大优点。周公都不会对人求全责备，所以我不在乎他这点小毛病，看重的是他的长处，还经常把他比作邓禹呢。子明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怕困难，果敢有胆量。等他长大，学问见长，谋略更是厉害，仅次于公瑾，就是言谈风采不如公瑾。但谋划拿下关羽这事儿，比子敬强。子敬给我写信说：‘成就帝王大业的人，都得先扫除障碍，关羽没啥可担心的。’这就是他心里没底，嘴上还逞强，我也没太怪他。不过他带兵安营扎寨，令行禁止，辖区内没人敢违抗命令，路上也没人捡别人丢的东西，这治军方法还是很不错的。”
孙权和于禁骑马一起走，虞翻呵斥于禁：“你个投降的俘虏，怎么敢跟我们主公并排骑马！”说着就扬起马鞭要打于禁，孙权赶紧喝止了他。
孙权向曹操称臣的时候，曹操把张辽等各路军队都召回来救樊城，还没赶到，樊城的包围就解除了。徐晃整顿军队回到摩陂，曹操出城七里迎接徐晃，还摆了酒宴。曹操举起酒杯对徐晃说：“保全樊城、襄阳，这都是将军你的功劳啊。”也给桓阶丰厚赏赐，让他当了尚书。曹操觉得荆州剩下的百姓和在汉川屯田的人不安稳，想把他们都迁走。司马懿说：“荆楚地区的人性格比较活泛，容易动荡，关羽刚被打败，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都躲起来观望呢。要是把好人迁走，既伤了他们的心，还会让走了的人不敢再回来。”曹操说：“有道理。”之后那些逃跑的人都陆续回来了。
曹操上表给朝廷，封孙权为骠骑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进贡，又送朱光等人回去，还写信给曹操称臣，说曹操称帝是顺应天命。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臣们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汉朝的气数早就尽了，又不是今天才这样。殿下您功德盖世，大家都盼着您称帝，所以孙权在远方称臣。这是上天和百姓的共同意愿，殿下您就该登基称帝，还有啥可犹豫的！”曹操说：“要是天命真在我，我就当个周文王吧。”
司马光说：教化，那可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可那些平庸的官员却不当回事；风俗，是天下的关键，可昏庸的君主却忽视它。只有明智有远见的人，才能深刻认识到它的重大益处和长远功效。光武帝刘秀赶上汉朝衰落，各路英雄像煮开的粥一样乱起来，他从平民崛起，重新振兴汉朝，四处征战，忙得不可开交，却还能推崇儒家经典，招揽文人雅士，开办学校，修订礼乐制度。武功完成后，文化建设也搞得很好。后来孝明帝、孝章帝继承他的志向，到太学去拜望老师，钻研经书。从公卿、大夫到郡县的官员，都选用精通经典、品行端正的人，连虎贲卫士都学习《孝经》，匈奴的子弟也来太学读书。所以上面推行教化，下面形成良好风俗。那些忠厚清廉的人，不光被官员看重，老百姓也很仰慕。那些愚蠢卑鄙的人，不光朝廷容不下，连乡里乡亲都嫌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后，风俗教化之好，没有比得上东汉的。到孝和帝以后，外戚专权，宠臣当道，赏罚没个标准，贿赂公开进行，贤能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是非颠倒，那叫一个乱。但汉朝还能勉强维持没灭亡，是因为上面有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这些公卿大夫，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用正义挽救危机；下面有符融、郭泰、范滂、许邵这些平民百姓，通过舆论来补救时弊。所以政治虽然腐败，但风俗没垮，甚至有人冒着杀头危险，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这哪只是这几个人贤能啊，也是光武帝、明帝、章帝留下的教化成果。在那个时候，要是有个贤明的君主振作起来，汉朝的国运还说不定呢。可惜啊，赶上汉朝衰败，又碰上桓帝、灵帝的昏庸残暴：他们庇护坏人，比对亲人还好；杀害忠良，比对待仇人还狠。积累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愤怒，激起了天下人的怨恨。于是何进召外兵，董卓趁机作乱，袁绍这些人又跟着制造祸端，搞得皇帝四处流亡，宗庙变成废墟，王室覆灭，百姓受苦，汉朝的命运彻底没救了。不过，那些占据州郡拥兵自重的人，虽然互相吞并，但还都打着尊汉的旗号。像曹操那么暴躁强硬，又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他早就有不把皇帝放眼里的心思了，可到死都不敢废掉汉朝自己称帝，难道是他不想吗？还不是因为顾忌名声道义，自己克制着。由此可见，教化怎么能轻视，风俗怎么能忽视呢！
评论
这段史料如同一幅浓缩的历史画卷，勾勒出汉末三国时期权力博弈、君臣关系与时代风气的多重面相。从吕蒙病重时孙权的真情流露，到曹魏内部的战略决策，再到司马光对教化风俗的深刻反思，字里行间皆蕴含着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治世之道。
君臣相得的温情与权谋
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堪称乱世中君臣关系的典范。当吕蒙病重时，孙权“迎置于所馆之侧，所以治护者万方”，甚至“穿壁瞻之”，见其能进食便喜，食不下则夜不能寐，这份关切超越了单纯的主仆关系。吕蒙去世后，孙权“哀痛殊甚，为置守冢三百家”，更在与陆逊的对话中给予其极高评价，称其“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尤其肯定其“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功绩。这种既有真情实感又包含政治考量的君臣互动，展现了孙权作为领导者的驭下之道——既以情感笼络人心，又以功绩定其价值。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虞翻对降将于禁的严苛态度。当于禁与孙权并行时，虞翻怒斥其“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甚至“抗鞭欲击”。这一细节既反映了当时士人对气节的看重，也暗示了乱世中“忠义”作为道德标尺的重要性。而孙权“呵止之”的举动，则体现了其作为统治者的务实心态——在政治博弈中，对降将的宽容往往比单纯的道德批判更具现实价值。
战略决策中的远见与短视
曹魏集团在荆州问题上的决策，展现了不同政治人物的战略眼光。曹操在关羽新破后，欲迁徙荆州残民及屯田者，司马懿却提出反对：“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这一建议最终被曹操采纳，避免了激化矛盾、丧失民心的风险。司马懿的远见在于他认识到“荆楚轻脆易动”的地域特性，懂得在战乱之后需以安抚为主，而非强硬迁徙。
徐晃在樊城之战中的功绩被曹操盛赞“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这一评价背后是曹魏集团对军事胜利的极度渴求。而曹操对桓阶的厚赐，则体现了其对谋士群体的重视。这种赏罚分明的机制，正是曹魏能够在乱世中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权力更迭中的名分与现实
孙权向曹魏称藩的举动，揭示了乱世中权力游戏的本质。他“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表面上是臣服，实则是为自身争取战略空间。曹操看穿其用心，直言“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却仍接受其称藩并表封其为“票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这种相互利用的政治默契，展现了双方在实力制衡下的理性选择。
曹操面对群臣劝进时所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更是耐人寻味。这句话既暴露了其篡汉的野心，又显示出他对舆论和名分的敬畏。在“汉祚已终”的背景下，曹操仍不敢贸然称帝，正如司马光所言，是“畏名义而自抑”，这从侧面印证了传统伦理对权力合法性的约束作用。
教化风俗：治乱兴衰的根本
司马光在文末的评论，将历史视野提升至制度与文化层面。他强调“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并以东汉为例，说明光武、明、章三帝“敦尚经术，宾延儒雅”，造就了“忠厚清修之士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见弃于乡里”的良好风气。即使到了桓、灵乱世，仍有袁安、杨震等大臣“面引廷争”，郭泰、范滂等士人“立私论以救其败”，这种“忠义奋发，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教化传承的力量。
反观汉末之乱，司马光认为根源在于“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导致风俗败坏、纲纪崩塌。这一反思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军事胜利与权力博弈或许能决定一时的兴衰，但真正支撑国家长治久安的，是深入人心的教化与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段史料所呈现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更是乱世中的生存逻辑与治世智慧。从君臣关系到战略决策，从权力博弈到文化传承，每一细节都在诉说：在秩序崩塌的时代，人性的光辉与制度的理性，始终是文明延续的希望所在。而司马光对教化风俗的强调，更跨越千年，为后世提供了审视治乱兴衰的永恒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