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五十四，从公元196年（ 丙子年）到公元198年（戊寅年），一共三年。
孝献皇帝丁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癸酉日，朝廷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董承、张杨想护送天子回洛阳，杨奉、李乐却不愿意，这下将领们之间互相猜疑，离心离德。二月，韩暹攻打董承，董承逃到野王。韩暹驻军在闻喜，胡才、杨奉驻军在坞乡。胡才想攻打韩暹，皇帝派人去劝住了他。
汝南、颍川的黄巾军何仪等人，带着手下依附了袁术，曹操出兵把他们打败。
张杨让董承先去修缮洛阳的宫殿。太仆赵岐去劝说刘表，让他派兵到洛阳，帮忙修建宫室。刘表也挺给力，军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夏天，五月丙寅日，皇帝派使者到杨奉、李乐、韩暹的军营，请求他们护送自己回洛阳，杨奉等人听从了诏令。六月乙未日，皇帝车驾到达闻喜。
袁术为了争夺徐州，出兵攻打刘备。刘备让司马张飞守下邳，自己带兵在盱眙、淮阴抵抗袁术，双方僵持了一个月，各有胜负。下邳相曹豹，原本是陶谦的旧将，和张飞闹掰了，张飞一怒之下把他杀了，这下城里可就乱套了。袁术给吕布写信，怂恿他偷袭下邳，还答应提供军粮。吕布一听可高兴了，带着军队从水路和陆路向东进发。刘备的中郎将、丹杨人许耽开城门迎接吕布。张飞打不过，只能逃走，吕布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儿女以及将领、官吏们的家眷。刘备听说后，赶紧带兵往回赶，等回到下邳，军队已经溃散。刘备收拾残兵向东拿下广陵，又和袁术交战，结果又败了，只能驻扎在海西。这时候军队又饿又困，士兵们甚至互相残食，从事、东海人麋竺拿出自己的家财来资助军队。刘备没办法，只好向吕布投降。吕布也因为袁术运粮不及时，心里正有气，就把刘备召来，又让他当豫州刺史，一起合力攻打袁术，让刘备驻扎在小沛。吕布自己则自称徐州牧。吕布的部将、河内人郝萌在夜里攻打吕布，吕布没戴头巾，袒露着衣服，跑到都督高顺的军营。高顺立刻整顿军队，进入府中讨伐郝萌，郝萌战败逃走。等到天亮，郝萌的部将曹性把郝萌斩杀。
庚子日，杨奉、韩暹护送皇帝东归，张杨在路上供应粮食。秋天，七月甲子日，皇帝车驾到达洛阳，住在以前中常侍赵忠的宅子。丁丑日，朝廷大赦天下。八月辛丑日，皇帝到南宫杨安殿。张杨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劳，就把这座殿命名为杨安。张杨对各位将领说：“天子应该是天下人共有的，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来处理事务，我张杨就该出去抵御外敌。”说完就回野王去了。杨奉也出兵驻扎在梁地，韩暹、董承则留下来保卫皇帝。癸卯日，朝廷任命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兼任司隶校尉，都赐予符节和斧钺。当时，宫殿都被烧光了，百官只能在荆棘丛中，靠着墙壁勉强安身。各州郡都拥兵自重，也不往朝廷运送物资。官员们又饿又困，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有的饿死在墙壁边，有的还被士兵给杀了。
袁术因为有谶语说“代汉者当涂高”，就觉得自己的名字和这话能对上。又觉得袁氏出自陈国，是舜的后代，按照五行相生相克，以土德代替火德，正是顺应天命，于是就有了篡位称帝的想法。他听说孙坚得到了传国玉玺，就把孙坚的妻子抓起来，抢走了玉玺。后来又听说天子在曹阳战败，就召集手下商议称帝的事儿，大家都不敢吭声。主簿阎象进言说：“以前周朝从后稷到文王，积累功德，势力已经占据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可还是向商朝称臣。您虽然家族世代昌盛，但还比不上周朝那么强盛；汉室虽然衰微，也不像商纣王那样残暴啊！”袁术听了，没说话。袁术聘请隐士张范，张范没去，让他弟弟张承去回绝袁术。袁术对张承说：“我凭借这么广阔的土地，这么多的百姓，想要像齐桓公那样成就霸业，效法汉高祖统一天下，你觉得咋样？”张承说：“成就大业关键在德行，而不是靠势力强大。用德行来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就算是普通人也能成就霸王的功业，这并不难。要是您想违背常规，不顾时机乱来，那可是会被众人抛弃的，谁能帮您成事呢！”袁术听了很不高兴。孙策听说这事儿后，给袁术写信说：“成汤讨伐夏桀的时候说‘夏朝罪孽深重’，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时候说‘商朝罪恶累累’，这两位君主，虽然有圣德，但要是当时夏桀、商纣没有无道的过错，他们也没理由去逼迫夺取天下。现在皇上并没有对天下人作恶，只是因为年纪小，被权臣胁迫，这和商汤、周武王那时候的情况不一样。再说董卓贪婪淫乱、骄横跋扈，野心无穷无尽，即便如此，他也没敢废掉皇上自己称帝，可天下人都齐心痛恨他，更何况有人要效法他，而且做得更过分呢！又听说当今皇上聪明睿智，有早成的品德，天下人虽然还没享受到他的恩泽，但都很拥戴他。您袁家连续五代担任汉朝的宰相，荣耀恩宠无人能比，您应该效忠汉室，坚守臣节，报答朝廷，这样就能像周公旦、召公奭那样流芳百世，这也是天下人所期望的。现在很多人被图谶纬书的说法迷惑，牵强附会一些不相关的文字，只为了讨您欢心，却不考虑成败。这是古今都要慎重对待的事，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忠言往往逆耳，不同意见容易招人讨厌，但只要对您有好处，我就不敢不说！”袁术一开始觉得自己有淮南的众多人马，料想孙策肯定会和自己想法一致，等收到孙策的信，又发愁又沮丧，还气得生病了。他既然不采纳孙策的建议，孙策也就和他断绝了往来。
曹操在许县，盘算着迎接天子。大家都觉得“山东局势还没稳定，韩暹、杨奉自恃有功，骄横跋扈，一时半会儿很难搞定”。荀彧说：“以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诸侯们纷纷响应；汉高祖为义帝穿丧服，天下人都归心于他。自从天子流亡在外，将军您首先倡导义兵，只是因为山东局势混乱，没来得及去迎接天子。现在天子车驾返回，洛阳却一片荒芜，忠义之士都想着恢复汉室根本，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朝廷。如果趁这个时候，尊奉天子来顺应人心，这是大顺；秉持公正来让天下人信服，这是大略；弘扬大义来招揽英雄豪杰，这是大德。四方就算有叛逆之徒，又能怎么样呢？韩暹、杨奉又有什么好担心的！要是不赶紧行动，让其他豪杰有了想法，以后再考虑，可就来不及了。”曹操听了，就派扬武中郎将曹洪带兵往西去迎接天子，董承等人凭借险要地势阻拦，曹洪没办法前进。议郎董昭觉得杨奉兵马最强，但缺少盟友支持，就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了封信，说：“我和将军您虽然没见过面，但久闻大名，仰慕您的忠义，所以对您推心置腹。如今将军您把天子从艰难困境中解救出来，送回旧都，辅佐的功劳，举世无双，真是太了不起了！现在天下群凶为害，四海还未安宁，皇位至关重要，需要大家辅佐。必须依靠众多贤能之士来清理王法，这确实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完成的。就像心腹和四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将军您在朝廷内部主持事务，我在外面作为援助。现在我有粮食，将军您有兵马，互通有无，足以相互接济，不管生死离合，咱们都一起面对。”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其他将领说：“兖州的军队离许县很近，有兵又有粮，咱们国家就该依靠他们。”于是大家一起上表，推举曹操为镇东将军，承袭他父亲费亭侯的爵位。
评论
建安元年是东汉末年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时期，中央权威崩塌，地方势力割据混战，天子沦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政治符号，而各路诸侯的决策与博弈，深刻塑造了此后三国格局的雏形。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权力、道义与生存的复杂交织，其中的政治智慧、人性挣扎与历史偶然，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天子东归：一场徒劳的“权威重建”
汉献帝的东归之路，本质上是一场被各方势力裹挟的政治闹剧。董承、张杨主张还都洛阳，杨奉、韩暹却各怀异心，诸将“更相疑贰”的状态，暴露了东汉中央权威的彻底瓦解——连保护天子的军事力量都已沦为军阀博弈的工具，皇帝的“大赦”“谕止”不过是无力的象征。
张杨修缮宫室、刘表“军资委输”的举动，看似是对汉室的忠诚，实则暗藏政治算计：张杨通过命名“杨安殿”彰显个人功绩，却在还都后迅速返回野王“扞外难”，将虚名留给朝廷，自己保留实权；刘表提供物资支援，本质上是通过“尊王”姿态提升地方诸侯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挟天子以自重”的早期形态，为后来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提供了历史参照。
而洛阳城的残破景象——“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则直观呈现了汉室衰微的惨状。曾经的帝国中心沦为废墟，百官从朝廷支柱沦为生存挣扎的难民，这种强烈的反差宣告了旧秩序的彻底崩塌，也为新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徐州乱局：军阀混战中的生存逻辑
徐州的反复易手，堪称东汉末年军阀博弈的缩影。刘备、吕布、袁术三方的缠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乱世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生存法则。
刘备在徐州的溃败极具戏剧性：前有袁术大军压境，后有张飞与曹豹的内斗，最终被吕布偷袭下邳，陷入“饥饿困踧，吏士相食”的绝境。而麋竺“以家财助军”的举动，既是对刘备个人的忠诚，也折射出地方豪强与军阀的绑定关系——在中央权威失效后，地方士族必须通过依附有潜力的军阀保障家族利益。
吕布的行为则完全遵循实用主义逻辑：先受袁术诱惑袭取徐州，又因袁术“运粮不继”而接纳刘备，甚至让刘备屯驻小沛形成“并势击术”的联盟。这种反复无常的策略虽暂时巩固了他在徐州的地位，却也暴露了其缺乏长远战略的缺陷。而郝萌夜袭事件更凸显了军阀集团内部的脆弱性——权力缺乏制度约束，仅靠武力威慑维系，必然陷入“下克上”的恶性循环。
袁术称帝：逆势而动的政治悲剧
袁术企图称帝的闹剧，是建安元年最具标志性的政治事件，也成为乱世中“逆势而动必遭反噬”的经典案例。他援引“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与“袁氏为舜后”的血统论，试图为僭越行为披上“天命”外衣，却完全忽视了现实政治的基本逻辑。
主簿阎象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为例的劝谏，与孙策信中“在德不在强”的警告，本质上都指向同一核心：乱世中的权力合法性不仅需要“天命”包装，更需要“民心”与“实力”支撑。当时的天下虽乱，但汉室仍存“名义正统”，曹操、袁绍等主流军阀均以“尊汉”为政治正确，袁术贸然称帝，无疑将自己置于整个士大夫阶层与割据势力的对立面。
孙策的决裂尤为关键。作为袁术曾经的部下，孙策的脱离不仅削弱了袁术的实力，更代表了地方实力派对“僭逆”行为的否定。袁术“愁沮发疾”的反应，既显露出其政治野心与现实能力的巨大落差，也预示了这类脱离实际的“称帝梦”终将破灭的结局。这一事件深刻说明：在秩序崩溃的乱世，政治合法性的构建更需贴合时势，违背基本共识的冒险行为，终将被历史抛弃。
曹操迎帝：战略远见决定历史走向
曹操决策迎接汉献帝的过程，展现了顶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也成为影响三国格局的关键转折。当众人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为由反对时，荀彧的劝谏直击核心：在道义失序的时代，“奉主上以从人望”是最高级的政治正确。
荀彧将曹操迎帝与“晋文公纳周襄王”“汉高祖为义帝缟素”相提并论，精准把握了乱世中的政治逻辑：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挟天子”带来的名义优势能极大降低整合资源的成本。这种“秉至公以服天下”的策略，使曹操从众多军阀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制高点。
而董昭对杨奉的离间策略——“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则体现了务实的政治手腕。通过精准把握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的弱点，以“合作共赢”的姿态瓦解了朝廷内部的阻力，为曹操后续控制献帝铺平了道路。最终曹操被表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标志着他从地方军阀正式跻身中央权力核心圈。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与崛起法则
建安元年的历史片段，浓缩了乱世权力博弈的核心逻辑：
合法性的重构：在旧秩序崩溃后，谁能率先抢占“道义高地”（如曹操迎帝、刘表输粮），谁就能获得更大的政治主动权；而无视名义正统的僭越行为（如袁术称帝），终将沦为众矢之的。
实力与策略的平衡：吕布虽有武力优势，却因缺乏战略规划反复无常；曹操则通过“以粮联兵”“以帝固势”的连环策略，实现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突破，证明策略远见比单纯武力更重要。
联盟的脆弱性：无论是董承与杨奉的互相猜忌，还是袁术与吕布的短暂合作，都说明乱世中的联盟以利益为基础，缺乏信任根基，稍有变故便会瓦解。
时势造英雄的必然性：汉献帝的东归、徐州的战乱、袁术的败亡、曹操的崛起，看似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推动，实则是“秩序重构”的必然——历史终将选择那些既能把握时势、又具战略定力的力量，承担起重建秩序的使命。
建安元年的乱局，恰似一幅浓缩的乱世画卷：有人逆势而动走向毁灭，有人顺势而为积蓄力量，有人在挣扎中寻找生机。而曹操迎帝这一决策，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将东汉末年的历史引入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新阶段，为后来曹魏集团的崛起奠定了关键基础。这段历史深刻证明：在时代变革的十字路口，战略眼光与务实行动的结合，永远是破局制胜的核心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