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荆州刺史王睿和长沙太守孙坚一起攻打零陵、桂阳的贼寇。因为孙坚是武官，王睿说话就有点轻视他。等到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时候，王睿和孙坚也都跟着起兵了。王睿向来和武陵太守曹寅合不来，还扬言说要先杀了曹寅。曹寅害怕了，就伪造了一份按行使者的公文给孙坚，列举王睿的罪过，让孙坚把王睿抓起来，行刑完毕后再把情况上报。孙坚接到这份公文，马上带兵去袭击王睿。王睿听到有军队来了，就登上城楼查看，派人去问：“你们想干什么？”孙坚的前锋回答说：“士兵们打仗打了很久，又累又苦，想来找刺史大人要点赏赐。”王睿看到孙坚，惊讶地说：“士兵们自己来求赏赐，孙太守你怎么也在这儿？”孙坚说：“我接到使者的公文，要杀了你！”王睿说：“我犯了什么罪？”孙坚说：“犯了啥都不知道的罪！”王睿走投无路，只好刮下金子吞下去，就这么死了。孙坚继续前进到南阳，这时候他的部队已经有几万人了。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孙坚的军队提供军粮，孙坚就把他骗来杀了。南阳郡里的人都吓坏了，孙坚要什么就给什么。孙坚继续往前到了鲁阳，和袁术的军队会合了。袁术因此占据了南阳。袁术上表推荐孙坚代理破虏将军，兼任豫州刺史。朝廷下诏任命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当时到处都是贼寇，道路都被堵住了，刘表单人匹马进入宜城，请来南郡的名士蒯良、蒯越，和他们商量说：“现在江南的宗贼势力很强，各自拥兵自重，不听从指挥，如果袁术利用他们，那大祸就来了。我想征兵，又怕召集不起来，你们说该怎么办？”蒯良说：“老百姓不归附，是因为您的仁德不够；归附了却治理不好，是因为道义不够。要是能推行仁义，老百姓就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归附您，还担心征不到兵吗？”蒯越说：“袁术这个人骄傲又没谋略，那些宗贼的首领大多贪婪残暴，让手下的人都很反感。要是派人用利益引诱他们，他们肯定会带着手下人来。您把其中不讲道义的人杀了，安抚并任用其他人，这样一来，荆州的百姓都想安居乐业，听说了您的威望和德行，肯定会带着孩子来归附。等兵力聚集、百姓归附后，我们南面占据江陵，北面守住襄阳，荆州的八个郡只要发个檄文就能平定。就算袁术来了，也干不了什么。”刘表说：“好主意！”于是让蒯越去引诱宗贼的首领，来了五十五个人，刘表把他们全杀了，收编了他们的手下。然后刘表把州治迁到襄阳，镇守安抚各个郡县，江南地区全都平定了。
董卓在洛阳，袁绍等各路军队都害怕他势力强大，没人敢先出兵。曹操说：“我们发动义兵是为了诛杀暴乱的董卓，现在大军已经集合起来了，各位还犹豫什么呢！要是董卓当初依靠王室的权威，占据旧都洛阳，向东控制天下，就算他行事无道，也还是个大麻烦。现在他焚烧宫殿，劫持并迁都天子，让天下人都震惊不已，百姓都不知道该归附谁，这正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啊，打一仗就能平定天下了。”于是曹操带兵西进，打算占据成皋，张邈派部将卫兹分一部分兵力跟着曹操。曹操的军队前进到荥阳汴水的时候，遇到了董卓的将领玄菟人徐荣，双方交战，曹操战败，他被流箭射中，所骑的马也受了伤。曹操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给曹操，曹操不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不能没有您啊！”于是曹洪步行跟着曹操，趁夜逃走了。徐荣看到曹操带领的兵少，却能奋力战斗一整天，觉得酸枣不容易攻打，也就带兵回去了。曹操回到酸枣，看到各路军队有十多万人，每天就是摆酒席聚会，根本不打算进攻。曹操责备他们，还给他们出主意说：“各位要是能听我的计策，就让渤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逼近孟津，酸枣的各位将领守住成皋，占据敖仓，封锁轘辕、太谷这些险要之地，完全控制住地形优势。再让袁术将军率领南阳的军队进驻丹水、析县，进入武关，震慑三辅地区。大家都高筑壁垒，深挖战壕，不要和敌人交战，多布置疑兵，向天下展示我们的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很快就能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是为了正义而行动，却迟疑不进，让天下人失望，我真替各位感到羞耻！”张邈等人没有采纳曹操的建议。曹操于是和司马沛国人夏侯惇等人到扬州去招募士兵，招到了一千多人，回来后驻扎在河内。没过多久，酸枣的各路军队粮食吃完了，大家就散伙了。刘岱和桥瑁关系不好，刘岱把桥瑁杀了，让王肱兼任东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也起兵讨伐董卓，一门心思要跟着各路将领西进，却不保护当地百姓。他的军队刚渡过黄河，黄巾军就已经进入青州境内了。青州向来很富裕，兵力也很强，但焦和每次一看到敌人就逃跑，从来没和敌人真正交过战。焦和这人还特别喜欢占卜算卦，迷信鬼神。跟他打交道，听他清谈感觉挺厉害，可一看他治理政务，赏罚混乱，青州就这么变得萧条，到处一片荒芜。不久之后，焦和生病死了，袁绍派广陵人臧洪兼任青州刺史来安抚百姓。
夏天，四月，朝廷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傅，但因为道路堵塞，任命的消息最终没能送到。在此之前，幽州地区连接着塞外，费用开支很大，每年都要从青州、冀州征收的赋税中拿出两亿多来补贴。当时各地交通断绝，物资运送不过来，但是刘虞穿着破旧的衣服，草鞋，吃饭也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一心推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督促百姓从事农桑生产，开放上谷与胡人的贸易市场，发展渔阳的盐铁产业，百姓生活愉快，粮食丰收，一石谷只要三十钱。青州、徐州的士人百姓来幽州避难的有一百多万，刘虞都收留并安抚他们，帮他们安顿下来，让他们有谋生的手段，这些流民都忘了自己是来避难的。
五月，司空荀爽去世。六月辛丑日，任命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种拂是种邵的父亲。
董卓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去安抚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劝解袁绍等人。胡毋班、吴修、王瑰到了河内，袁绍让王匡把他们全抓起来杀了。袁术也杀了阴修，只有韩融因为有名望德行，才幸免于难。
董卓废掉五铢钱，重新铸造小钱，把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钟虡、飞廉、铜马等铜器都拿来铸钱。从此物价飞涨，一斛谷竟然涨到几万钱。
冬天，孙坚和下属们在鲁阳城东聚会喝酒，董卓的几万步兵和骑兵突然来了。孙坚还在依次给大家敬酒，谈笑自如，同时有条不紊地整顿部队，让大家不要慌乱。后来董卓的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起身离席，带着大家有序地进入城中，然后说：“刚才我不马上起身逃跑，是怕士兵们互相踩踏，大家就进不来了。”董卓的军队看到孙坚的部队很整齐，不敢进攻，就回去了。
王匡驻扎在河阳津，董卓派兵袭击，把王匡打得大败。
左中郎将蔡邕提议：“从孝和皇帝以下，庙号称‘宗’的，都应该去掉，以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中郎将徐荣向董卓推荐了同郡的前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到任后，用法令诛杀了郡里一百多家有名望的豪强大族，郡里的人都吓坏了。然后他向东讨伐高句丽，向西攻打乌桓，还对他亲近的下属柳毅、阳仪等人说：“汉朝的国运就要到头了，我要和你们一起谋划称王的大事。”于是他把辽东郡分成辽西、中辽两个郡，分别设置太守，还跨海收复了东莱的各个县，设置营州刺史。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建立汉朝太祖、世祖的庙宇，以皇帝的名义，举行郊祀天地的仪式，亲自耕种藉田，乘坐鸾路车，设置旄头、羽骑等仪仗。
评论
初平元年的这段历史，像一幅乱世众生相：有人借讨卓之名行割据之实，有人在废墟中艰难立足，有人在空想中错失良机。从中央权威崩塌到地方势力洗牌，每一个事件都在加速“东汉”向“三国”的蜕变，其中的生存逻辑与权力博弈，至今仍发人深省。
孙坚的崛起：乱世“丛林法则”的践行者
孙坚的行动最直接地展现了乱世的生存密码——实力即正义，暴力定规则。他以“坐无所知”的罪名袭杀荆州刺史王睿，又因“不给军粮”诱斩南阳太守张咨，看似蛮横，实则精准击中了旧秩序的软肋：当朝廷权威失效，地方官的合法性不再来自“朝廷任命”，而来自“能否满足强者需求”。
孙坚的“成功”具有示范意义：
他用杀戮立威，让“郡中震栗，无求不获”，迅速从长沙太守扩张到“众数万人”，证明在秩序真空期，暴力是最高效的资源整合手段；
他主动依附袁术（“与袁术合兵”），换取“破虏将军、豫州刺史”的名分，说明军阀需要“朝廷”或“盟主”的招牌来包装自己的武力，哪怕这招牌早已名存实亡；
袁术因孙坚而“得据南阳”，则暴露了联盟的本质——强者借弱者的名义扩张，弱者靠强者的武力生存，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将成为日后诸侯割据的常态。
刘表的立足：传统士大夫的乱世生存术
与孙坚的“武力破局”不同，刘表单骑入荆州，靠的是对地方势力的精准拿捏与传统治理智慧的结合，为士大夫在乱世立足提供了另一种范式：
他首先拉拢本土精英（蒯良、蒯越），承认“宗贼盛、道路梗塞”的现实，避免了外来官员的“水土不服”；
采纳蒯越之计（诱杀宗贼帅五十五人，取其众），用雷霆手段清除地方割据势力，又以“镇抚郡县”安抚民心，做到了“威恩并施”；
选择襄阳为治所（“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占据荆州地理中枢，为后续“传檄而定八郡”奠定基础。
刘表的成功说明：即便在乱世，“合法性”仍有价值。他的“荆州刺史”身份、与本土士族的合作、对“仁义”的标榜（蒯良的建议），都让他的统治比孙坚的“纯武力”更具稳定性。但这种依赖士族、侧重防守的模式，也为后来的“荆州之失”埋下伏笔——当更强的武力（曹操、刘备、孙权）到来时，士大夫的“平衡术”往往不堪一击。
关东联军的溃败：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曹操在汴水的惨败与酸枣联军的“日置酒高会”，形成刺眼对比，暴露了“讨卓联盟”的致命缺陷：
目标虚化：曹操提出的战略（“据险立威、示天下形势”）极具可行性，但诸侯们各怀私心——袁绍想保河北，刘岱、张邈想守河南，袁术想占南阳，没人愿意为“兴复汉室”牺牲自己的实力。“讨卓”从一开始就不是共识，只是诸侯们暂时利用的口号。
能力匮乏：青州刺史焦和是典型代表——他“清谈干云”却“望寇奔北”，信鬼神却不懂军事，最终让青州“悉为丘墟”。这种“空谈误国”的精英，印证了郑泰对关东诸侯“并无军旅之才”的评价，也说明传统士大夫的“清谈”与“礼法”，在乱世中毫无战斗力。
内斗加剧：刘岱杀桥瑁、袁绍夺韩馥冀州，联军未对董卓造成实质打击，先自相残杀。这揭示了一个残酷规律：当外部威胁减弱，联盟内部的矛盾会立即取代共同目标，所谓“义兵”，终究敌不过“私利”。
曹操的孤独与坚持（“扬州募兵，得千馀人，还屯河内”）则与之形成对比。他的惨败与诸侯的享乐，恰是“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分野——前者在挫折中积累经验，后者在安逸中消耗实力，这也为曹操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埋下伏笔。
董卓的失控与公孙度的野心：边缘势力的崛起
董卓铸小钱（“货贱物贵，谷石数万钱”），看似是经济掠夺，实则是对统治基础的自毁——当货币体系崩溃，百姓只会更怀念“汉室”，董卓的“威权”也随之贬值。而他派去安抚关东的韩融等人被杀，说明“中央”与“地方”的裂痕已无法弥合，朝廷的“和解”在诸侯眼中只是软弱。
辽东太守公孙度的“自立”（分郡置官、郊祀天地）则更具象征意义：当中央完全失控，边疆官员会率先突破礼制约束。他“诛灭名豪大姓”“伐高句骊、击乌桓”，与内地诸侯的混战形成呼应，证明“割据”已从中原蔓延到边疆，整个帝国都在瓦解为无数个“独立王国”。
结语：乱世的本质是“规则重写”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是：乱世的核心不是“混乱”，而是“规则的重写”。孙坚代表“武力优先”的新规则，刘表代表“传统与现实结合”的过渡规则，曹操代表“理想与武力并重”的未来规则，而关东联军的溃败，则宣告了“旧规则（汉室礼法）”的彻底失效。
从孙坚斩张咨到曹操募兵河内，从刘表定荆州到公孙度王辽东，每一个事件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谁能在“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的夹缝中，建立让多数人接受的新规则？答案不在“讨卓”的口号里，而在孙坚的刀、刘表的谋、曹操的韧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探索乱世的生存之道，而历史最终会选择那个最能平衡“武力”与“人心”的人。
当酸枣的酒旗落下，当荆州的炊烟升起，一个英雄辈出又白骨累累的时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