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汉灵帝征召董卓为少府，董卓上书说：“我率领的湟中义从以及秦、胡等地的士兵都来找我说：‘军饷没发完，赏赐也没了，老婆孩子都要挨饿受冻。’他们拉着我的车，不让我走。这些羌、胡士兵脾气暴躁，像狗一样，我实在管不住，只能暂且安抚他们。所以情况特殊，特此再次上奏。”朝廷拿他没办法。等到皇帝病重，用盖了玉玺的诏书任命董卓为并州牧，让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统领。董卓又上书说：“我承蒙上天的恩宠，掌管军事十年了，士兵们无论大小，和我相处的时间都很久，他们留恋我对他们的养育之恩，愿意为我拼死效力。恳请让我带着这些士兵到并州，为国家的边疆效力。”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劝皇甫嵩说：“天下的兵权，现在就掌握在您和董卓手里。如今您和董卓已经结下仇怨，势如水火，不能共存。董卓接到诏令要交出兵权，却上书请求自己带兵，这是违抗命令啊。他趁着京城政治混乱，所以才敢犹豫不决，不肯前进，这是心怀不轨。这两条，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且他凶狠残暴，没人愿意亲近他，将士们也不拥护他。您现在身为元帅，凭借国家的威望去讨伐他，对上能彰显忠义，对下能除去凶害，肯定能成功。”皇甫嵩说：“违抗命令虽然有罪，但擅自诛杀大臣，我也有责任。不如公开上奏这件事，让朝廷来裁决。”于是就上书把情况报告给朝廷。皇帝责备了董卓。但董卓还是不接受诏令，把军队驻扎在河东，观望局势的变化。
何进征召董卓，让他带兵到京城来。侍御史郑泰劝谏说：“董卓这个人强硬残忍，不讲情义，野心无穷。要是把朝政大权交给他，让他处理大事，他肯定会肆意妄为，危害朝廷。您凭借皇亲国戚的重要身份，掌握着辅佐君主的大权，应该果断决策，诛杀有罪之人，实在不应该借助董卓的力量啊！而且事情拖久了容易发生变故，以前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应该尽快做决定。”尚书卢植也说不应该征召董卓，何进都不听。郑泰于是辞官离开，对荀攸说：“何公这个人，不容易辅佐啊。”何进的属官王匡、骑都尉鲍信，都是泰山人，何进派他们回故乡招募士兵；又征召东郡太守桥瑁驻扎在成皋，让武猛都尉丁原率领几千人进犯河内，火烧孟津，大火照亮了京城，他们都宣称是要诛杀宦官。董卓接到征召，立刻上路，还上书说：“中常侍张让等人，凭借皇帝的宠幸，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我听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刺破毒疮虽然疼，但总比让毒在身体里蔓延好。以前赵鞅发动晋阳的军队，驱逐国君身边的坏人，现在我也要敲响战鼓，进军洛阳，请求抓捕张让等人，清除这些奸邪之辈！”太后还是不听从。何苗对何进说：“当初我们一起从南阳来，都是靠着宫里的宦官才从贫贱变得富贵，国家大事，哪有那么容易。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你应该好好想想，还是和宫里的宦官们和解吧。”董卓到了渑池，何进却更加犹豫不决，派谏议大夫种邵拿着诏书去让董卓停止前进。董卓不接受诏书，继续前进到河南。种邵去迎接并慰劳董卓，趁机劝说他退兵。董卓怀疑有变故，让他的士兵用兵器威胁种邵。种邵大怒，称自己是奉诏而来，大声呵斥士兵，士兵们都吓得散开了。种邵上前质问董卓，董卓理屈词穷，只好退兵到夕阳亭。种邵是种暠的孙子。
袁绍担心何进改变主意，就威胁他说：“现在已经和宦官结下仇了，事情的形势也已经暴露，将军您还在等什么，不早点做决定呢？事情拖久了会发生变故，就会像窦氏一样失败啊！”于是何进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授予符节，让他全权负责打击宦官。任命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袁绍派洛阳善于策略的武官监察宦官，又催促董卓等人赶紧快马上奏，声称要进军平乐观。太后这才害怕了，把所有中常侍、小黄门都罢免，让他们回家，只留下何进平时亲近的人守卫宫中。各位常侍、小黄门都去向何进谢罪，任凭他处置。何进对他们说：“天下大乱，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现在董卓马上就到了，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各自回到封国去！”袁绍再三劝何进就在此时把宦官全部杀掉，何进不答应。袁绍又写信给各州郡，假传何进的意思，让他们抓捕宦官的亲属。何进谋划了好几天，消息泄露得差不多了，宦官们害怕，就想着先下手为强。张让的儿媳妇，是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妇叩头说：“老臣我犯了罪，应该和你一起回到老家。只是我们家几代人都受皇家的恩宠，现在要永远离开宫殿，心里实在舍不得。希望能再进宫当一次差，能再见太后陛下一面，然后退隐归乡，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儿媳妇把这话告诉了舞阳君，舞阳君进宫告诉了太后，太后就下诏让各位常侍都重新回宫当差。
八月戊辰日，何进入长乐宫，向太后建议，要把所有常侍都杀掉。中常侍张让、段珪互相商量说：“大将军称病，既不参加先帝的丧礼，也不送葬，现在突然进宫，他想干什么？难道窦氏的事又要重演了吗？”于是他们派人偷偷偷听，把何进的话听得一清二楚。然后他们率领几十名同党，手持兵器，偷偷从侧门进宫，埋伏在宫殿门下。何进出宫的时候，他们假传太后的诏令，把何进召进宫，让他坐在宫殿的楼阁里。张让等人质问何进说：“天下大乱，也不都是我们的错。先帝曾经和太后闹不愉快，差点酿成大祸，是我们哭着求情，各自拿出千万家财作为礼物，让先帝消气，只是想依靠你们何家而已。现在你却要灭我们全族，是不是太过分了！”说完，尚方监渠穆拔剑在嘉德殿前把何进斩杀。张让、段珪等人伪造诏书，任命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接到诏书，觉得有疑问，说：“请大将军出来一起商议。”中黄门把何进的头扔给尚书，说：“何进谋反，已经被处死了！”
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在宫外，听说何进被害，想带兵进宫，宫门已经关闭。虎贲中郎将袁术和吴匡一起砍门进攻，中黄门拿着兵器守住宫门。正好天色已晚，袁术就放火烧了南宫的青琐门，想以此逼迫张让等人出来。张让等人进宫告诉太后，说大将军的士兵造反，火烧宫殿，攻打尚书门，然后挟持太后、少帝以及陈留王，劫持宫中的官员，通过复道逃到北宫。尚书卢植手持长戈，站在阁道的窗下，仰头斥责段珪，段珪害怕了，就放开了太后，太后从阁楼上跳下，得以脱身。袁绍和叔父袁隗假传圣旨，召樊陵、许相进宫，把他们斩杀。袁绍和何苗带兵驻扎在朱雀阙下，抓住赵忠等人，也都杀了。吴匡等人向来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又怀疑他和宦官勾结，于是对士兵们说：“杀害大将军的，就是车骑将军（何苗），将士们能为大将军报仇吗？”士兵们都流着泪说：“愿意拼死报仇！”吴匡就带兵和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一起攻打何苗，把他杀死，把尸体扔在园林里。袁绍接着关闭北宫门，带兵抓捕所有宦官，不论老少，全部杀掉，一共杀了两千多人，有的没长胡子的人也被误杀了。袁绍趁机进兵攻打皇宫，有的士兵登上端门的屋顶，向宫中进攻。
庚午日，张让、段珪等人走投无路，就带着皇帝和陈留王等几十人步行出谷门。夜里，他们来到小平津，皇帝的六枚玉玺没带在身边，也没有公卿跟随，只有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里赶到黄河边。闵贡大声斥责张让等人，还说：“你们现在不赶紧死，我就杀了你们！”说着就挥剑斩杀了几个人。张让等人又惊又怕，拱手再三拜谢，向皇帝叩头辞别说：“我们死了，陛下您要保重啊！”说完就投河自尽。闵贡扶着皇帝和陈留王，借着萤火虫的微光，夜里徒步往南走，想回宫。走了几里路，找到一辆百姓家没有篷盖的车子，一起乘坐，到雒舍停下。辛未日，皇帝独自骑一匹马，陈留王和闵贡共骑一匹马，从雒舍往南走，公卿们渐渐有人赶来。董卓到了显阳苑，远远看见火光，知道发生变故，赶紧带兵快速前进。天还没亮，到了城西，听说皇帝在北边，就和公卿们一起到北芒阪下迎接。皇帝看到董卓带兵赶来，吓得哭了起来。公卿们对董卓说：“有诏书让你退兵。”董卓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不安，还有什么资格让我退兵！”董卓和皇帝交谈，皇帝吓得语无伦次。董卓又和陈留王交谈，询问祸乱是怎么发生的，陈留王回答得条理清晰，从头到尾，没有遗漏。董卓非常高兴，觉得陈留王很贤能，而且陈留王是董太后抚养长大的，董卓认为自己和董太后同族，于是就有了废立皇帝的想法。当天，皇帝回到宫中，大赦天下，把年号光熹改为昭宁。传国玉玺丢失了，其他玉玺都找到了。任命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从泰山招募士兵刚好赶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手握强兵，肯定有不轨的心思，现在不早点想办法，肯定会被他控制。趁他刚到，士兵疲惫，发动袭击，就能抓住他！”袁绍害怕董卓，不敢行动。鲍信就带兵回泰山了。
董卓刚进入京城的时候，步兵和骑兵加起来不过三千人，他嫌自己兵力少，担心不能让远近的人信服，于是每隔四五天，就趁夜里偷偷把军队拉出军营，在附近驻扎，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地打着旗帜，擂着战鼓回来，让人以为西边又有军队来了，洛阳城中没人知道真相。不久，何进以及何苗的部队都归附了董卓，董卓又暗中指使丁原的部曲司马五原人吕布杀了丁原，吞并了他的部队，董卓的势力于是变得非常强大。他暗示朝廷，以长时间下雨为理由，让皇帝下策书罢免司空刘弘，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中平六年董卓入京与洛阳政变的核心事件，堪称东汉王朝实质性灭亡的“葬礼现场”。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权力真空下的混乱逻辑，其教训至今仍振聋发聩：
引狼入室：决策失误的致命代价
何进与袁绍“召外兵胁太后”的决策，是压垮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荒谬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对董卓的本质误判：董卓早有不臣之心——灵帝两次征召（少府、并州牧），他均以“士卒恋臣”为由抗命，驻兵河东“观时变”，其野心昭然若揭。郑泰“强忍寡义，志欲无厌”的警告、卢植“不宜召卓”的谏言，都点出此人是“养不熟的狼”，但何进却将其视为“清君侧”的工具，堪称致命的天真。
对局势的完全失控：董卓接到命令后“即时就道”，并上书直言“鸣钟鼓如洛阳”，形同武装逼宫，此时何进才“狐疑”，派种邵止之，却已无力回天。这印证了陈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预判——当外部武力介入中央权力斗争，主动权便永远转移到了握兵者手中。
对宦官问题的过度复杂化：解决宦官专权本可用“速断速决”的内部手段（如曹操所言“一狱吏足矣”），何进却因优柔寡断扩大危机。他死后，袁绍、袁术的“悉诛宦官”（甚至杀及无须者）更显极端，这场清洗虽终结了宦官集团，却也摧毁了中央最后的权力平衡，让董卓的介入毫无阻碍。
权力真空：内斗后的秩序崩塌
何进被宦官诱杀后，洛阳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出权力结构的脆弱：
外戚与宦官的同归于尽：何进被杀后，其部曲与袁绍、袁术联合攻宫，宦官集团（张让、段珪等）裹挟少帝逃亡，最终投河自尽。这场火并的结果是：外戚与宦官两大传统权力支柱同时覆灭，留下的权力真空只能由外部势力填补。
士大夫集团的失控：袁绍“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甚至“上端门屋以攻省内”，展现了士大夫在复仇情绪下的暴力狂欢。这种“除恶务尽”的激进，虽发泄了积怨，却违背了基本的治理理性——秩序的重建需要克制，而非无差别杀戮。
地方势力的趁虚而入：董卓正是在此时“引兵急进”，凭借“西兵复至”的虚张声势（四五日潜出潜回）稳定人心，并收编何进、何苗旧部，策反吕布杀丁原，迅速掌控洛阳兵权。他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中央权力崩塌后的必然结果——当京城失去自卫能力，最强的外部武力自然会成为新的主宰。
历史拐点：从“汉廷”到“乱世”的质变
少帝与陈留王被董卓迎回的过程，标志着东汉的实质终结：
皇权尊严的彻底丧失：14岁的少帝面对董卓“恐怖涕泣”，9岁的陈留王却能“自初至终，无所遗失”，这种对比让董卓萌生“废立之意”。当皇帝的权威需要孩童的镇定来支撑，皇权已沦为笑柄。
军阀逻辑的正式登场：董卓的言行（“公诸人不能匡正王室，何却兵之有”）赤裸裸地宣告：武力将取代礼法成为新的统治基础。他收编军队、策反吕布、自任司空，一系列操作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传统的“君君臣臣”彻底决裂。
统一象征的破碎：传国玺的丢失、公卿的溃散、京城的焚掠，都象征着“大汉统一”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鲍信劝袁绍袭杀董卓而被拒，说明士大夫集团也已无力对抗军阀，只能选择逃离或依附——一个靠武力说话的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结语：失控的权力如何杀死一个王朝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在于：权力的平衡比权力的消灭更重要。何进、袁绍等人只知摧毁（宦官、外戚），却不知重建；只懂仇恨，不懂妥协。他们的激进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却无力阻止新秩序（军阀割据）的到来。
董卓的入京与其说是“篡权”，不如说是“填空”——填的是外戚、宦官、士大夫混战留下的权力黑洞。从这一刻起，“汉”已不再是统一的象征，而是各方势力争夺的招牌，三国时代的分裂与战乱，不过是这场崩溃的延续。
回望这段历史，最令人唏嘘的是：东汉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太强，而是因为内部太乱；不是因为无人能救，而是因为决策者们用一次次错误，亲手将王朝推向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