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建元年，也就是公元126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的时候，皇帝到东宫去朝见太后，太后这心里才踏实下来。没过几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感觉像是给大家发福利了。
到了正月底，皇太后阎氏去世。又过了十来天，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因为攀附权贵，被免了职，司徒李合也被罢官。
二月，先是把阎太后安葬了，谥号安思皇后。没两天，新的任命就下来了，太常桓焉成了太傅，大鸿胪京兆人朱宠当上太尉，还参与管理尚书事务，长乐少府朱伥则被任命为司徒。同时，尚书郭镇被封为定颍侯。
陇西那边的钟羌造反了，校尉马贤带兵去攻打，在临洮这个地方展开大战，斩杀了一千多敌人，羌人一看打不过，都投降了，凉州这边也因此又恢复了安宁。
六月，济南简王刘错的儿子刘显被封为济南王。
秋天七月，卫尉来历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八月的时候，鲜卑来侵犯代郡，太守李超奋力抵抗，不幸战死。
这司隶校尉虞诩上任才几个月，就上奏弹劾冯石、刘熹，把他们给免了职，还接着弹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人。这一下可把百官惊到了，都觉得他太严苛。三公看不下去，也上奏说：“虞诩在大夏天的抓了好多无辜的人，给官吏和百姓带来不少麻烦。”虞诩赶紧上书给自己辩解：“法律禁令就好比是世俗的堤坝，刑罚就像是驾驭百姓的缰绳。现在州把事儿推给郡，郡又推给县，大家互相推诿，老百姓又怨又苦。都觉得能苟且容身就是贤能，尽忠职守反倒成了愚蠢。我检举揭发的，都是有罪的人，不止一个两个。三公他们是怕被我弹劾，所以才给我乱扣罪名。我要是就这么被冤枉死，那我就学学史鱼，就算死了也要用尸体来进谏！”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就没再追究他的责任。
这时候又出了个事儿，中常侍张防仗着自己有权，到处走后门收好处。虞诩去调查他，结果上面老是压着不处理。虞诩气得不行，干脆自己把自己绑了，跑到廷尉那儿，还上奏说：“以前孝安皇帝任用樊丰，搞得皇位继承都乱套了，差点把国家都弄没了。现在张防又在这儿作威作福，国家的大祸恐怕又要来了。我实在不忍心跟张防这种人同朝为官，所以自己把自己绑了来告诉陛下，您可别让我落得跟杨震一样的下场啊！”奏章上去了，张防跑到皇帝面前哭哭啼啼，结果虞诩反倒被判去左校劳作。张防还不死心，一心想整死虞诩，两天之内，把虞诩折腾了四个监狱。狱吏都劝虞诩自己主动认罪算了，虞诩说：“我宁可被砍头，也要让大家知道这事儿的是非曲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自杀，谁能知道我是冤枉的啊！”
这时候，浮阳侯孙程和祝阿侯张贤一起来求见皇帝。孙程说：“陛下您当初和我们一起搞大事的时候，最痛恨奸臣，知道他们能把国家搞垮。现在您自己当了皇帝，怎么也干起这种事儿来了呢？司隶校尉虞诩对陛下您那是忠心耿耿，结果却被抓起来；张防这种贪污受贿的奸臣，反倒陷害忠良。现在客星守着羽林，这可是预示着宫中有奸臣啊，您得赶紧把张防抓起来关进监狱，才能消除上天的警示。”当时张防就站在皇帝身后，孙程大声呵斥他：“奸臣张防，还不赶紧下殿！”张防没办法，只好往东边走。孙程又对皇帝说：“陛下您赶紧抓张防，别让他去找阿母求情！”皇帝就问尚书们的意见，尚书贾朗平时和张防关系好，就帮着张防说虞诩有罪。皇帝有点犹豫，对孙程说：“你们先出去，我再想想。”
虞诩的儿子虞顗和一百多个门生，举着旗子在中常侍高梵的车经过的地方等着，磕头都磕得流血了，哭诉虞诩被冤枉的事儿。高梵进宫把这事儿告诉了皇帝，最后张防被流放到边疆，贾朗等六个人，有的死了，有的被罢官。当天虞诩就被放了出来。孙程又上书，说虞诩立了大功，言辞特别恳切激烈。皇帝听进去了，把虞诩召回，先任命为议郎，没过几天，又升为尚书仆射。虞诩还向皇帝推荐议郎南阳人左雄，说：“我看现在公卿以下的官员，大多都是那种只知道明哲保身，不说话的人。都觉得能拉拢关系就是贤能，尽忠职守就是傻。还互相告诫说：‘别当那清白正直的人，随波逐流才会有后福。’但我看议郎左雄，那可是有大臣该有的忠贞气节，应该把他提拔到能给皇上进言的重要位置，肯定对国家有很大帮助。”于是左雄就被任命为尚书。
这边浮阳侯孙程等人揣着奏章上殿去争功劳，皇帝这下可生气了。有关部门赶紧上奏弹劾说：“孙程他们扰乱朝纲，王国等人都是孙程的党羽，还一直在京都待着，越来越骄横放肆。”皇帝一听，就把孙程等人的官职都免了，还把他们都封到偏远的县去。还打发这十九侯回各自的封国，命令洛阳令赶紧催着他们出发。司徒掾周举就劝朱伥说：“当初在西钟下的时候，要不是孙程他们，皇上能当上皇帝吗？现在怎么能忘了人家的大功劳，只盯着人家的小过错呢。要是他们在去封国的路上出点意外死了，皇上可就落下个杀功臣的坏名声。趁他们还没走，您赶紧上表替他们说说情吧！”朱伥说：“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我要是单独上表，肯定得被怪罪。”周举说：“您都八十多岁了，身居三公高位，这时候不忠心报国，还只顾着自己安稳，那您还图个啥呢？就算保住了禄位，也肯定会被人当成奸臣。要是因为进谏获罪，好歹还能落个忠贞的好名声。要是您觉得我说的话没用，那我就告辞了！”朱伥听了，就上表进谏，皇帝还真听进去了。孙程被改封为宜城侯，到了封国之后，心里气不过，就把印绶、符策都退了回去，跑回京城，在山里跑来跑去。皇帝下诏找他，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和封地，还赏赐了车马、衣物，又把他送回封国。
冬天十月，司空陶敦被免职。朔方以西的边防要塞大多损坏了，鲜卑就趁着这个机会多次侵犯南匈奴。南匈奴单于又担心又害怕，赶紧上书请求修复要塞。没几天，皇帝下诏，让黎阳营的士兵去中山北界驻扎，还命令沿边各郡增加步兵，在边塞驻扎，训练作战和射箭的技能。之后，廷尉张皓被任命为司空。
在西域那边，班勇重新立了车师后部原来王子加特奴当王。他又派别的将领把东且弥王给杀了，也重新立了他们族人当王。这样一来，车师六国都平定了。班勇接着发动各国的兵力去攻打匈奴，呼衔王吓得逃跑了，他的两万多部下都投降了。还活捉了单于的哥哥，班勇让加特奴亲手把他杀了，这下可算是在车师和匈奴之间结下梁子了。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进攻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这个地方。班勇派假司马曹俊去救援，单于一看形势不妙，就撤了，曹俊在后面追，还斩杀了匈奴的贵人骨都侯。从这以后，呼衍王就搬到枯梧河那边去住了，车师也就再也没有匈奴侵犯的踪迹了。
评论
永建元年的历史记载，展现了东汉中期皇权更迭后的政治震荡与权力格局的微妙调整，其中既有权贵博弈的延续，也有忠直之士的抗争，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危机。
权力洗牌中的新旧矛盾
汉顺帝刘保即位后，首要任务是稳定政局。正月朝见阎太后、随后阎太后去世，标志着外戚阎氏集团的彻底退场，但权力真空迅速被新的力量填补。宦官孙程等“十九侯”因拥立之功封侯，却在年底因“争功”被遣送封地，这一看似矛盾的处理，实则暴露了皇权对宦官集团的复杂态度——既依赖其巩固统治，又忌惮其权势过盛。孙程封还印绶、亡归京师后又被恢复爵位，更凸显了宦官与皇权之间“共生又制衡”的畸形关系。
与此同时，朝堂人事大调整持续进行。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因“阿党权贵”被免，司徒李合罢官，新上任的桓焉、朱宠、朱伥等官员，既是顺帝巩固权力的象征，也反映出东汉中后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权力更替常态。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虽能清除旧势力，却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加剧了官僚集团的投机心态。
忠直与奸佞的对抗：虞诩事件的象征意义
司隶校尉虞诩的遭遇，是这一年最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他弹劾权贵、对抗宦官张防，甚至以“不忍与防同朝”自系廷尉，其抗争精神与此前杨震的命运形成呼应，成为士大夫对抗黑暗势力的缩影。虞诩的胜利（最终张防被流放、自身官复原职），并非制度性的胜利，而是依赖于宦官孙程的支持和其子“举幡诉冤”的激烈行动，这恰恰说明：在东汉中后期的权力结构中，士大夫的正义诉求往往需要依附于权力博弈的偶然结果，而非正常的司法或行政程序。
虞诩推荐左雄时提到的“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时官场的颓靡风气——官员以“和稀泥”为明哲保身之道，以尽忠职守为“愚行”，这种集体性的道德滑坡，比具体的奸佞之徒更能侵蚀王朝的根基。
边疆治理的短暂喘息与隐忧
在边疆事务上，班勇平定车师六国、击败匈奴呼衍王，暂时稳定了西域局势，展现了东汉边疆政策中“以夷制夷”策略的有效性。他让车师后部王加特奴亲手斩杀匈奴单于之兄，刻意激化两者矛盾，虽属权谋之术，却也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的控制手段已趋成熟。
然而，朔方以西障塞崩坏、鲜卑侵掠南匈奴，迫使朝廷调兵屯守中山北界，又暴露了边疆防御的长期隐患。东汉后期，随着内部政治腐败加剧，边疆军事资源的投入逐渐不足，鲜卑等部族的威胁将日益严重，成为王朝崩溃的外部诱因之一。
历史的镜鉴：制度缺陷下的循环困局
永建元年的种种事件，本质上是东汉“外戚-宦官-士大夫”三角博弈的延续。顺帝依靠宦官推翻外戚，却又试图限制宦官；士大夫既不满宦官专权，又需借助其力量对抗黑暗；边疆的暂时稳定难以掩盖内部治理的系统性失效。这种困局的根源，在于东汉皇权过度集中却缺乏有效制衡——当皇帝年幼或弱势时，权力必然被外戚或宦官窃取，而士大夫阶层虽有道德优势，却无制度化的力量与之抗衡，只能在“抗争-失败-依附”的循环中消耗自身。
从更长远看，虞诩的孤勇、孙程的反复、班勇的战功，都只是王朝下坡路上的短暂波澜。当“容容多后福”成为官场共识，当正义的实现需要依赖极端手段，当边疆的安宁只能寄望于个别将领的能力，这个王朝的衰落已不可逆转。永建元年的历史，正是东汉中后期“治乱循环”的一个缩影，警示着权力失衡与道德沦丧对国家治理的致命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