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壬戌年），春天三月丙午日，皇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似乎想开启一个全新局面。
护羌校尉马贤对麻奴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湟中，成功击败麻奴，其部族众人纷纷逃散。
夏天四月癸未，京师和二十一个郡国下起了冰雹，河西地区的冰雹大得像斗一样，这自然灾害来势汹汹。
幽州刺史冯焕和玄菟太守姚光因为经常揭发奸恶之人，被心怀怨恨的人伪造诏书，谴责他们，还赐给他们行刑的欧刀，并下令让辽东都尉庞奋赶紧执行。庞奋接到命令就斩了姚光，还抓捕了冯焕。冯焕想自杀，他儿子冯绲觉得诏书内容有蹊跷，阻止他说：“父亲您在州里一心除恶，肯定没犯别的错。这肯定是坏人伪造的，想施展奸计。咱们先把事情上奏，再认罪也不迟。”冯焕听了儿子的话，上书为自己辩解，后来查明果然是有人伪造诏书，朝廷就征召庞奋，让他抵罪。
癸巳日，司空陈褒被免职。五月庚戌日，宗正彭城人刘授被任命为司空。
己巳日，河间孝王的儿子刘德被封为安平王，继承乐成靖王的后嗣。
六月，多个郡国闹起了蝗灾，这对农业生产无疑是沉重打击。
秋天七月癸卯，京师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高句骊王遂成把掳掠的汉朝百姓送了回来，还到玄菟郡投降，之后濊貊也表示归服，东边边境稍微安宁了些。
虔人羌和上郡的胡人反叛，度辽将军耿夔出兵将他们击败。八月，阳陵园寝发生火灾。
九月甲戌，二十七个郡国又地震了，这频繁的地震让人不禁为东汉的百姓担忧。
鲜卑多次杀害汉朝郡守后，胆子越来越大，率领数万骑兵，在冬天十月，再次侵犯雁门、定襄；十一月，又进犯太原。
烧当羌的麻奴因为饥饿困窘，带着部族众人向汉阳太守耿种投降。
这一年，京师和二十七个郡国遭遇雨水灾害，真是祸不单行。
皇帝多次派黄门常侍和中使伯荣在甘陵往来，尚书仆射陈忠上疏说：“如今天象异常，各种灾祸频繁发生。青州、冀州一带，暴雨成灾，河水泛滥；徐州、岱山附近，海水倒灌；兖州、豫州蝗虫滋生；荆州、扬州水稻收成微薄；并州、凉州羌戎叛乱。而且百姓生活困苦，国库空虚。陛下因为不能亲自到孝德皇园庙祭祀，所以多次派中使到甘陵表达敬意，使者车马相连，在路上络绎不绝，这可以说非常孝顺了。然而我听说使者所到之处，威风凛凛，郡县都为之震动，王侯、二千石官员甚至要单独在伯荣车下拜见。还征发百姓修路，修缮驿站，大量储备物资，征役没有节制，老弱相随，动辄上万人。给使者仆从的贿赂，多达几百匹布，百姓疲惫不堪，叫苦连天，无不痛心疾首。河间王是陛下的叔父，清河有陛下父母的陵庙，那些身负重任的大臣，都对伯荣在车下屈节行礼，陛下如果不过问，他们肯定以为这是陛下的意思。伯荣的威风比陛下还大，陛下的权力，掌握在这些臣妾手中，水灾的发生，肯定与此有关。以前韩嫣凭借跟随皇帝副车的身份，接受巡视的使命，江都王误以为他是皇帝，对他下拜，结果韩嫣被皇帝赐死。我希望陛下尊重上天赋予的尊严，端正君主的地位，不要再让女使干预国家大事。仔细考察身边的人，会不会有石显那样泄露机密的奸臣？尚书等进言的官员，会不会有赵昌诬陷郑崇那样的欺诈行为？公卿大臣，会不会有朱博依附傅太后那样的攀附之举？外戚近臣，会不会有王凤陷害王商那样的阴谋？如果国家政事都由皇帝决定，各种事务都由陛下裁决，那么臣下就不能逼迫君主，臣子就不能干预君权，连绵大雨和洪水必然会停止，各地的灾异也不会造成危害。”奏疏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当时三府的权力较轻，机要事务都交给尚书处理，一旦有灾祸变故，就严厉责备甚至罢免三公。陈忠又上疏说：“汉朝旧制，丞相的请求，皇帝没有不听从的。如今的三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选拔、举荐、诛杀、赏赐等事，都由尚书决定，尚书受到的信任，超过三公，这种情况逐渐形成，已经很久了。我心里一直为此不安。最近因为地震，罢免了司空陈褒，如今又因为灾异，想严厉责备三公。以前孝成皇帝时，因妖星守心，把责任推给丞相，最终没有得到上天赐福，白白违背了宋景公的诚意。所以对错之分，是很明显的。而且尚书处理事务，经常违背旧典，定罪没有依据，以诋毁欺诈为先，言辞冷酷丑恶，有违朝廷宪章。应该追究他们的本意，不予听从，对上顺应国家典章，对下防止滥用权力，就像把方形和圆形的物体放入规矩中，用衡石来衡量轻重一样，这才是国家的典章，万世的法则啊！”
汝南太守山阳人王龚，为政崇尚温和，喜爱人才。他任命袁阆为功曹，还引进了同郡的黄宪、陈蕃等人。黄宪虽然没有出仕，但陈蕃还是接受了官职。袁阆没有刻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操守，却在当时很有名声。陈蕃性情高洁，王龚都以礼相待，因此众多士人都归心于他。
黄宪家境贫寒，父亲是个牛医。颍川的荀淑到慎阳，在旅店遇到十四岁的黄宪，荀淑大为惊异，行礼后与他交谈，一整天都舍不得离开，还对黄宪说：“你是我的老师啊。”之后荀淑到袁阆那里，还没来得及寒暄，就急切地问：“你们郡里有个像颜回一样的人，你认识吗？”袁阆说：“你说的是我叔度（黄宪字叔度）吧？”当时同郡的戴良，才高自负，但见到黄宪时，总是态度恭敬，等回到家，就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他母亲问：“你又从那个牛医儿子那里回来了？”戴良回答说：“我没见到叔度时，觉得自己没什么比不上他的；见到他之后，却感觉他高不可攀，难以捉摸，实在是深不可测啊。”陈蕃和同郡的周举常说：“一段时间不见黄生，心中就又会生出庸俗狭隘的念头。”太原的郭泰，年轻时游历汝南，先去拜访袁阆，没留宿就离开了；然后去见黄宪，住了好多天才回来。有人问郭泰原因，郭泰说：“袁阆的才德，就像小水洼，虽然清澈但容易舀干。黄宪却像千顷大湖，澄清也不见更清，搅浑也不见更浊，不可估量啊。”黄宪起初被推举为孝廉，又被公府征召。朋友劝他出仕，黄宪也不拒绝，只是到京师短暂停留，就回来了，最终也没成就什么官职，四十八岁时去世。
范晔评论说：黄宪的言论和风度，没有流传下来。然而见过他的士人君子，无不佩服他的高深，去除自己的浅薄和狭隘，大概是因为他道德完备，以至于没有什么特别的德行可以称赞吧！我的曾祖穆侯认为：“黄宪处世温顺，道德高深，深浅难以衡量，清浊难以评判，如果能成为孔子的弟子，大概能达到差不多的境界吧！”
评论
延光元年的历史记录，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东汉中期政治、社会与民生的多重困境，其中既有权力失衡的加剧，也有少数清醒者的挣扎，更暗含着王朝衰败的必然逻辑。
权力结构的彻底扭曲：私权碾压公权
安帝时期的权力乱象在本年度达到新高度，核心表现为“私人亲信集团全面架空官僚体系”：
女使伯荣的权倾朝野：作为乳母王圣之女，伯荣仅凭“中使”身份，就能让王侯、二千石官员“独拜车下”，沿途郡县为其修路备储、行贿仆从，甚至出现“伯荣之威重于陛下”的荒诞局面。这种“私权凌驾于皇权”的现象，本质是皇帝将个人情感置于国家治理之上，用“近臣代理”的方式放弃了执政责任。
尚书台与三公的权责倒挂：陈忠尖锐指出“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三公沦为“背锅侠”（灾异发生就被追责罢免），而尚书台却“决事多违故典”，甚至“罪法无例，诋欺为先”。这种权力与责任的错配，导致官僚体系陷入“做实事者受罚，弄权者免责”的恶性循环，行政效率与公信力全面崩塌。
忠言的彻底失效：陈忠的两次上疏堪称“泣血直谏”——既揭露伯荣干政引发天灾人祸，又痛斥尚书台破坏制度，但安帝“不省”的态度，标志着朝廷已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当最高统治者对“下逼上、臣干君”的乱象无动于衷，王朝的统治根基便已腐朽。
边疆与民生的双重溃败：危机全面蔓延
本年度的内外危机呈现“多点爆发、相互叠加”的态势：
民族冲突的持续恶化：鲜卑从雁门、定襄寇掠到太原，控弦数万骑，杀郡守如家常便饭，北方防线形同虚设；羌乱虽因麻奴投降暂歇，但“饥困而降”的背后仍是深刻的民族矛盾，随时可能复燃。边疆的溃败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暴露了朝廷“重镇压、轻安抚”政策的彻底失败。
天灾与人祸的共振：二十七次雨水、二十七次地震、蝗灾、水灾、火灾接连发生，青冀“淫雨漏河”、徐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百姓“不足”与府帑“虚匮”形成鲜明对比。而皇帝仍纵容伯荣“征役无度”，用民脂民膏满足私人贪欲，这种“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让底层民众失去了最后的生存希望。
吏治败坏的典型案例：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因“纠发奸恶”遭假玺书陷害，险些丧命。这一事件揭示出官场“恶人诬告、司法失效”的黑暗现实——正直官员动辄得咎，而奸佞之徒却能肆意构陷，吏治已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
社会清流的微弱光芒：在绝望中坚守
与朝堂的污浊形成对比的，是少数地方官员与士人保持的操守，成为乱世中的一丝亮色：
王龚的治政典范：汝南太守王龚“政崇温和，好才爱士”，提拔袁阆、陈蕃，礼敬黄宪，用“温和”对抗苛政，以“爱士”聚拢人心。这种“以仁政化民”的实践，在酷吏横行的时代尤为可贵，也反衬出中央政策的残暴与短视。
黄宪的人格魅力：出身贫贱的黄宪，以“渊乎似道”的品性折服荀淑、戴良、陈蕃等名士，甚至让倨傲的戴良自愧不如。他“不屈仕、不张扬”却成为“士之师表”，反映出乱世中人们对“道德标杆”的渴望——当制度与权力都已失效，唯有个体的人格力量能成为精神寄托。这种“清流文化”的兴起，既是对现实的无声抗议，也暗含着士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
历史的镜鉴：衰败的底层逻辑
延光元年的乱象，本质是“权力失去制约+治理失去理念+社会失去共识”的必然结果：
皇帝放弃“乾刚之位”，用私人亲信取代制度，导致“公权私有化”；
边疆治理只靠军事镇压，忽视民生与民族和解，陷入“越打越乱”的死局；
天灾本是整顿吏治的契机，却被用来推卸责任（罢免三公），错失改革窗口；
士大夫要么被排挤（如杨震），要么只能在地方小范围践行理想（如王龚），无法形成改变全局的力量。
当一个王朝同时失去“制度权威、治理能力、民心所向”，即便没有大规模叛乱，其衰落也已不可逆转。延光元年的种种乱象，不过是东汉王朝走向覆灭的“加速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