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三十八，从公元76年（丙子年）到公元84年（甲申年），一共九年。
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章帝下诏让兖州、豫州、徐州三州赈济饥民。章帝问司徒鲍昱：“怎样才能消除旱灾，恢复正常呢？”鲍昱回答说：“陛下刚刚登上皇位，即便政策有得有失，也不至于引发灾异。我之前担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刘英的案子，当时被关押的有一千多人，恐怕其中未必都罪有应得。大的案件一旦兴起，受冤枉的人往往超过半数。而且，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离，死去亲人的孤魂也无人祭祀。陛下应该让所有流放的人家都回来，解除禁锢，让他们生死都能各得其所，这样就能使天地间的和气到来。”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校书郎杨终上疏说：“近年来，向北征伐匈奴，向西开拓与三十六国的联系，百姓连年服劳役，物资转运既频繁又耗费巨大；忧愁困苦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对此留意并省察。”章帝把他的奏章下发讨论，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意见。牟融、鲍昱却认为：“孝子不应改变父亲的做法。征伐匈奴，屯守西域，这是先帝所定的策略，不应该改变。”杨终再次上疏说：“秦朝修筑长城，大兴劳役；胡亥没有变革，最终失去天下。所以汉元帝放弃珠厓郡，光武帝与西域各国断绝往来，这是因为他们不认为用蛮夷之地能替换华夏的根本。鲁文公毁掉泉台，《春秋》批评说：‘先祖建造的东西自己却毁掉，还不如不居住就行了’，因为泉台对百姓并没有妨害；鲁襄公设立三军，鲁昭公废除三军，君子赞赏他恢复旧制，认为不废除就会对百姓有害。如今伊吾的战事，楼兰的屯兵，长久没有撤回，这不符合天意啊。”章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丙寅日，章帝下诏：“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要努力劝勉百姓从事农桑。不是犯了死罪的，等到秋天再查验。有关部门要谨慎选拔人才，举荐温和善良的人，黜退贪婪狡猾的人，顺应时令，审理冤案。”当时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为政崇尚严厉苛刻，尚书处理事务，大多偏于严苛。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章帝刚即位，应该改变前代的严苛习俗，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先王为政，赏赐不过度，刑罚不滥用。如果不得已，宁可赏赐过度也不要刑罚滥用。过去断案严明，是为了以威严惩治奸恶；奸恶平定之后，就一定要用宽厚的政策来救济。陛下即位后，大致遵循这个原则，多次下诏给群臣，弘扬温和的政风，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完全奉行，仍然过于严苛。断案的人急于使用残酷的刑讯逼供，执法的人被诋毁欺诈、放纵无度的条文所困扰，有的人还借着公事谋取私利，肆意作威作福。为政就像调琴弦，大弦太紧小弦就会断掉。陛下应该弘扬先王的治国之道，清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罚来救济百姓，推广至高的德行来顺应天意。”章帝深深采纳了陈宠的建议，每件事都力求宽厚处理。
酒泉太守段彭等人的军队在柳中会合，进攻车师，攻打交河城，斩杀三千八百人，俘获三千多人。北匈奴吓得逃走，车师再次投降。这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想带兵返回；耿恭的军吏范羌，当时也在军中，坚决请求去迎接耿恭。其他将领不敢前进，于是分给他两千兵力，范羌从山北去迎接耿恭，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军队好不容易才到达。耿恭所在城中的人夜里听到兵马声，以为匈奴来了，十分惊恐。范羌远远喊道：“我是范羌啊，汉朝派兵来迎接校尉了！”城中的人都高呼万岁。打开城门，大家相拥而泣。第二天，他们就一起往回走。匈奴派兵追击，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行。官兵们一直饥饿困乏，从疏勒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死去，三月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十三人，他们衣服鞋子都破了，面容憔悴。中郎将郑众为耿恭等人安排洗澡，更换衣帽，上疏奏道：“耿恭率领少量兵力坚守孤城，抵挡匈奴数万人的进攻，长达一年多，心力交瘁，挖山打井取水，煮弓弩上的皮革为食，前后杀伤匈奴数以百计甚至上千人，最终保全了忠诚和勇敢，没有给大汉带来耻辱，应该赐予他显要的爵位，来激励其他将帅。”耿恭回到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朝廷下诏全部撤销戊校尉、己校尉以及都护等官职，并征召班超回国。班超准备启程返回，疏勒全国上下忧虑恐慌；疏勒的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我们一定会再次被龟兹灭掉，实在不忍心看到汉朝使者离开。”于是拔刀自刎。班超回到于阗，王侯及以下的人都号啕大哭，说：“我们依靠汉朝使者就像依靠父母，您真的不能走啊！”他们抱住班超的马腿，让他无法前行。班超也想实现自己原本的志向，于是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两座城投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联合起来。班超逮捕并斩杀了反叛的人，击败尉头国，杀死六百多人，疏勒再次安定下来。
甲寅日，山阳、东平发生地震。
东平王刘苍上奏了三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章帝回信说：“近来官吏百姓上奏事情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我见识浅薄，有时觉得好像可行，又担心不可行，拿不定主意。得到大王您深刻的策略，我豁然开朗；我会思考您的好计谋，依次实行。特地赐给大王五百万钱。”后来章帝想为原陵、显节陵修建县邑，刘苍上疏劝谏说：“我看到光武皇帝亲身践行节俭，深知事情的始终，恳切地强调丧葬制度；孝明皇帝尽大孝不违背先帝遗愿，继承并奉行这些制度。谦逊的美德，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我认为修建园邑，是从强大的秦朝开始的。古时候，人们连坟墓都不想让它过于显眼，更何况是修筑外城、建立都城呢！这样做上违背先帝的圣心，下做没有益处的工程，白白耗费国家资财，惊扰百姓，这不是招来和气、祈求丰年的做法。陛下践行虞舜那样的至纯天性，追念祖先的深情，我实在担心两位先帝纯粹的美德不能永远流传。”章帝于是停止了这个计划。从此，朝廷每当有疑难的政事，就派使者通过驿站去咨询刘苍，刘苍都会尽心尽力地回答，他的建议都被采纳。秋天，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出现在天市垣。
当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官清正廉洁，教化在蛮夷中推行，当地的首领深受感动并心生仰慕，都献上珍宝归附汉朝；明帝为此设立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郑纯在任十年后去世，后来的人不能安抚蛮夷。九月，哀牢王类牢杀死太守、县令反叛，攻打博南。
阜陵王刘延多次心怀怨恨，有人告发刘延和他的儿子刘鲂图谋造反；章帝不忍心诛杀他们，冬天十一月，把刘延贬为阜陵侯，只享有一个县的食邑，并且不许他与官吏百姓交往。
北匈奴的皋林温禺犊王率领部众回到涿邪山居住，南单于与边境郡县以及乌桓一起打败了他们。这一年，南匈奴发生大饥荒，章帝下诏赈济他们。
评论
这段记载展现了汉章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用现代视角来看有不少值得说道的地方。
从施政风格来说，章帝一上台就面临“守成”与“革新”的平衡难题。面对持续的旱灾，鲍昱把问题指向冤狱和迁徙之弊，主张用宽仁政策调和社会矛盾，这体现了古代“天人感应”观念下对民生的重视。而关于是否延续对匈奴和西域的征战，杨终与牟融、鲍昱的争论，本质上是“要不要给前任政策纠错”的现实考量——杨终用秦朝因穷兵黩武而亡的例子警示，强调民生优先，最终说服了皇帝，可见当时决策者已意识到“政策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官场风气的转变也很关键。永平年间的严苛吏治到了章帝时期，被陈宠谏言“该松松弦”，主张“赏不僭，刑不滥”，这其实是在呼吁“人性化管理”，避免制度过于僵化严苛。章帝采纳后推行宽厚政策，算是顺应了社会对“宽松环境”的需求。
军事上，耿恭坚守疏勒的事迹堪称“古代硬核生存实录”——孤军被困、凿井煮弩充饥，最后只剩13人返回玉门，这种绝境中的忠诚与坚韧，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让人震撼。而班超在西域的影响力更能说明“软实力”的重要性，疏勒、于窴百姓对他的挽留，印证了“民心比武力更重要”的道理。
宗室与边疆问题则反映了王朝的常规挑战：东平王刘苍以“节俭”“民本”为由劝阻修建园邑，展现了清醒的政治智慧，成为皇帝的“智囊团”；而阜陵王的被贬和哀牢王的反叛，则说明内部的权力平衡和边疆治理始终是难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动荡。
总的来说，建初元年的这段历史，其实是一幅“新君如何收拾旧局”的全景图——既要应对前任留下的政策惯性，又要解决当下的民生与矛盾，还要在稳定与改革中找平衡点，其中的治理逻辑，即便放在今天看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