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 甲辰年）
春天，二月戊子日，刘秀回到宫中。
夏天，四月庚辰日，大司徒戴涉因为被牵连进原太仓令奚涉的罪行，被关进监狱后死去。刘秀因为三公要连坐，就下策书罢免了大司空窦融。
广平忠侯吴汉病重，刘秀亲自去看望他，问他有什么想说的，吴汉回答说：“我愚笨，没什么见识，只希望陛下千万谨慎，不要轻易赦免罪犯。”五月辛亥日，吴汉去世；刘秀下诏按照大将军霍光的旧例为他送葬。吴汉性格刚强坚毅，每次跟随刘秀出征，刘秀没安顿好，他就一直侧着脚站着。将领们看到作战形势不利，有的人就惊慌恐惧，失去常态，吴汉却神色自若，还在整理兵器，激励官兵。刘秀有时派人去看大司马在做什么，回来报告说吴汉正在准备作战进攻的器具，刘秀就感叹说：“吴汉还算能振奋人心，他一人就仿佛抵得上一个敌国啊！”每次出征，吴汉早上接到诏令，晚上就出发，从来没有花时间准备行装的日子。在朝廷上，他谨小慎微，质朴忠厚，从外表就能看出来。吴汉曾经出征在外，他的妻子儿女在后方购置田产，吴汉回来后，责备他们说：“军队在外打仗，官兵们物资都不充足，你们为什么还要大量购买田宅呢！”于是把这些田宅全部分给了兄弟和外戚。所以他能一直担任官职，最终功成名就。
匈奴侵犯上党、天水，接着又打到扶风。
刘秀被风眩病困扰，病情严重，就让阴兴兼任侍中，在云台广室接受临终嘱托。后来刘秀病好了，召见阴兴，想让他代替吴汉做大司马，阴兴磕头流泪，坚决推辞说：“我不是爱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怕有损陛下圣德，不能随便担当这个职位！”他发自内心的至诚之情，感动了身边的人，刘秀就听从了他的请求。
太子太傅张湛，自从郭皇后被废后，就称病不上朝，刘秀强行让他出来，想让他做司徒，张湛坚决以病重为由推辞，说自己不能再担任朝廷事务，于是刘秀就不再勉强他。六月庚寅日，刘秀任命广汉太守河内人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
壬辰日，刘秀任命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代理大司马的事务。
乙未日，刘秀将中山王刘辅改封为沛王。任命郭况为大鸿胪，刘秀多次到他家，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布帛，丰厚得无人能比，京城的人都把郭况家称作“金穴”。
秋天，九月，马援从交趾回来，平陵人孟冀前去迎接并慰劳他。马援说：“如今匈奴、乌桓还在侵扰北方边境，我想主动请求去攻打他们，男子汉就应该死在边疆野外，用马皮裹着尸体回来埋葬，怎么能躺在床上，死在儿女手中呢！”孟冀说：“确实啊！作为有志之士就应该这样！”
冬天，十月甲午日，刘秀前往鲁地、东海、楚地、沛国。
十二月，匈奴侵犯天水、扶风、上党。
壬寅日，刘秀回到宫中。
马援主动请求攻打匈奴，刘秀答应了他，让他出兵驻扎在襄国，还下诏让百官为他送行。马援对黄门郎梁松、窦固说：“人一旦富贵了，应该还能适应贫贱的生活；像你们这样的，要想一直富贵不贫贱，就要处在高位时坚守自己的操守。好好想想我这话！”梁松是梁统的儿子；窦固是窦友的儿子。
刘尚进兵后与栋蚕等连续交战，每次都打败他们。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 乙巳年）
春天，正月，刘尚追击到不韦，斩杀了栋蚕的首领，西南各个夷族都被平定。
乌桓和匈奴、鲜卑联合起来入侵，代郡以东地区深受乌桓之害。乌桓人居住的地方离边塞很近，早上从帐篷出发，傍晚就能到城郭，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这五郡的百姓，每家都深受其害，以至于郡县遭到破坏，百姓四处流亡，边疆地区一片萧条，再也看不到人的踪迹。秋天，八月，刘秀派马援和谒者分别修筑防御工事，逐渐恢复设立郡县，有的地方暂时只设太守、县令、县长，来招回流亡的百姓。居住在上谷塞外白山的乌桓人最为强大富有，马援率领三千骑兵攻打他们，没有取得战果就回来了。鲜卑一万多骑兵侵犯辽东，太守祭肜率领几千人迎击，他亲自穿上铠甲冲入敌阵。敌人纷纷奔逃，跳入水中淹死的超过一半，祭肜于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塞外。敌人慌乱之下，都扔掉兵器，光着身子四处逃散。从这以后，鲜卑人非常害怕，畏惧祭肜，不敢再窥视边塞。
冬天，匈奴侵犯上谷、中山。
莎车王贤越来越骄横，想要兼并西域各国，多次攻打其他国家，还加重赋税征收，各国既忧愁又恐惧。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个国家都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献上他们的珍宝；等见到刘秀时，都流着泪磕头，希望汉朝能派出都护。刘秀因为中原刚刚安定，北方边境还没有平定，就把各国的人质都送回去了，还给予丰厚的赏赐。各国听说汉朝不派都护，人质又都回去了，非常担忧害怕，就给敦煌太守发文书说：“希望能留下人质给莎车看，就说人质被留下了，都护很快就会来，希望能暂时让莎车停止用兵。”裴遵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刘秀，刘秀答应了。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 丙午年）
春天，闰正月丙戌日，刘秀前往长安；二月己巳日，回到洛阳。
夏天，五月乙未日是月底，发生了日食。
秋天，九月戊辰日，发生地震。
冬天，十月壬子日，大司空朱浮被免职。
癸丑日，刘秀任命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当初，陈留人刘昆担任江陵县令时，县里发生火灾，刘昆对着大火磕头，火很快就灭了；后来他担任弘农太守，老虎都背着幼崽渡过黄河离开了。刘秀听说后觉得很惊奇，征召刘昆代替杜林担任光禄勋。刘秀问刘昆说：“之前你在江陵，反转风向扑灭大火，后来在弘农，老虎向北渡河离开，你是推行了什么德政才导致这些事发生的呢？”刘昆回答说：“这只是偶然罢了。”刘秀身边的人都笑了，刘秀感叹说：“这才是忠厚长者说的话啊！”回头让人把这件事记录在史册上。
这一年，青州发生蝗灾。
匈奴单于舆去世，他的儿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乌达鞮侯又去世了，他的弟弟左贤王蒲奴继位。匈奴境内连年干旱，又发生蝗灾，几千里土地寸草不生，人和牲畜因饥饿和瘟疫，死亡损耗超过一半。单于害怕汉朝趁着他们衰败进攻，就派使者到渔阳请求和亲；刘秀派中郎将李茂回访匈奴。
乌桓趁着匈奴衰弱，打败了匈奴，匈奴向北迁徙了几千里，大漠以南地区空了出来。刘秀下诏撤销各边境郡县的了望哨所和驻守的官兵，用财物招降乌桓。
西域各国的人质在敦煌停留了很长时间，都因思念家乡而想回去。莎车王贤知道汉朝不会派都护来，就打败了鄯善，又攻打并杀死了龟兹王。鄯善王安上书说：“希望能再派儿子到汉朝做人质，再次请求汉朝派都护；如果都护不派来，我们实在会被匈奴逼迫。”刘秀回复说：“现在汉朝的使者和大军没办法派出去，如果各国实在力不从心，想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发展，都随你们自己的意愿。”于是鄯善、车师又归附了匈奴。
班固评论说：汉武帝的时候，谋划制服匈奴，担心匈奴联合西方各国，勾结南方羌人，于是在河曲地区设立标志，设置了四个郡，打开玉门关，开通西域，来斩断匈奴的右臂，隔绝匈奴与南方羌人、月氏的联系。单于失去援助，因此远远地逃走，大漠以南地区没有了匈奴的王庭。当时正赶上汉文帝、汉景帝实行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五代人，国家财力充足，兵马强盛。所以看到犀牛角、棉布、玳瑁，就设立了珠厓等七个郡；因为蒟酱、竹杖，就开辟了牂柯、越巂；听说有天马、葡萄，就与大宛、安息建立联系；从此，远方不同地方的奇异物品，从四面八方运来。于是修建苑囿，扩建宫室，挂起华丽的帷帐，享用精美的服饰和玩物。设置酒池肉林，用来款待四方外族的客人，表演鱼龙角抵等杂技，让他们观看。至于赠送财物，使者们万里往来，军旅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以至于到后来费用不足，就实行酒的专卖，管理盐铁事务，铸造白金货币，制造皮币，连车船都要征税，甚至六畜也要收税。百姓财力耗尽，接着又遇上灾年，盗贼纷纷兴起，道路都被阻断，朝廷派出直指使者，他们穿着锦绣衣服，手持斧杖，在各郡国斩杀盗贼，这之后才平定下来。所以汉武帝末年放弃了轮台地区，还下了表示哀痛的诏书，这难道不是圣明仁德的君主也会后悔的事吗！
况且通往西域，近处有龙堆沙漠，远处有葱岭，还有身热、头痛、悬度等险要之地，淮南王、杜钦、扬雄的论述，都认为这是天地用来划分区域，隔绝内外的。西域各国，各有自己的君主，兵力分散弱小，没有统一的领导，虽然附属匈奴，但并不亲近归附；匈奴能得到他们的马匹、牲畜、毛毡、毛毯，却不能统率他们，让他们一起进退。西域与汉朝隔绝，路途又遥远，得到它对汉朝没有什么益处，放弃它对汉朝也没有什么损害，汉朝有盛德，不需要从西域获取什么。所以从建武年间以来，西域各国思念汉朝的威望和恩德，都乐意归附汉朝，多次派使者到汉朝送人质，请求汉朝派都护。圣上远观古今，根据当时的情况，推辞没有答应；这就如同大禹有序地安置西戎，周公辞让白雉，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情义都兼顾到了啊！
评论
这段历史生动展现了东汉初期政权巩固过程中的内忧外患与帝王将相的政治智慧，折射出王朝治理的复杂图景。
从内政角度看，权力中枢的人事变动充满戏剧性。大司徒戴涉因司法牵连丧命，大司空窦融受连带责任被免职，凸显东汉初年\"三公连职\"制度下的高压问责机制。吴汉作为武将典范，以\"慎无赦\"的临终谏言展现政治远见，其\"隐若敌国\"的军事才能与清廉作风，成为后世将领的标杆。阴兴辞让大司马一职，既彰显谦逊品格，也暗含对权力更迭的谨慎态度；而张湛以病拒官，或许是对宫廷斗争的主动回避，反映出朝堂暗流涌动的生存哲学。
边疆局势方面，匈奴、乌桓、鲜卑的侵扰使东汉北疆防线长期承压。马援\"马革裹尸\"的请战宣言，不仅是个人报国情怀的体现，更揭示了东汉王朝主动防御的战略思维。祭肜以少胜多击溃鲜卑，创造军事奇迹，却也暴露出东汉在边疆兵力调配上面临的捉襟见肘。西域问题上，莎车王贤的扩张野心与诸国对都护府的迫切需求，折射出中亚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光武帝拒绝设立都护，虽看似保守，实则是基于国力考量的务实决策，避免陷入西域纷争的泥潭。
在天人关系与民生治理上，日食、地震、蝗灾等灾异频发，既引发时人对\"天人感应\"的思考，也考验着朝廷的救灾能力。刘昆\"反风灭火虎北渡河\"的神奇政绩，虽被皇帝认可，却暗含对地方治理神话的讽刺。而匈奴因天灾内乱主动请和，乌桓趁势崛起，展现出游牧民族势力消长的动态平衡，也为东汉调整边疆政策提供了契机。
班固的史论则将这段历史置于更宏大的时空维度。他既肯定汉武帝开拓西域的战略意义，也深刻反思其穷兵黩武的代价，认为光武帝\"因时之宜\"的决策，实现了对西域政策的理性回归。这种历史观既体现对前朝经验的批判性继承，也为后世处理边疆事务提供了重要参照。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充分展现了东汉政权在危机中寻求平衡、在挑战中探索发展的治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