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春天正月辛丑日，汉宣帝被安葬在杜陵，朝廷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汉元帝立王氏为皇后，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朝廷把三辅、太常、郡国公田以及可以节省的皇家园林拿出来，帮助贫民发展生产；对财产不满千钱的贫民，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
汉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天六月，因为百姓中发生瘟疫，汉元帝下令太官减少膳食，裁减乐府的人员，减少皇家园林中的马匹，用来救济贫困的百姓。
秋天九月，关东十一个郡和封国发大水，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朝廷调运附近郡的钱粮来进行救助。
汉元帝早就听说琅邪人王吉、贡禹都精通经学且品行高洁，就派使者去征召他们。王吉在途中生病去世。贡禹到京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汉元帝多次虚心地向贡禹询问政事，贡禹上奏说：“古代的君主很节俭，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徭役，所以百姓家庭富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时，宫女不过十几人，马厩里的马不过一百多匹。但后世的君主争着奢侈，而且越来越严重，臣下也跟着效仿。我觉得要像远古时代那样很难，不过应该稍微效仿古代来自我节制。如今宫殿已经建成，没办法改变了，其他方面都可以减少花费。以前齐地负责制作宫廷服饰的三服官，进贡的衣物不过十竹箱；现在齐地的三服官，每个部门有几千名工匠，一年的花费高达数万金，马厩里吃粮食的马将近一万匹。汉武帝的时候，又选了几千名美女充实后宫。等到他去世，陪葬了大量的金钱、财物，还有鸟兽、鱼鳖等共一百九十种；还把很多宫女安置在陵园守陵。到孝宣皇帝的时候，陛下忌讳提这些事，群臣也就沿袭旧例，这实在让人痛心啊！所以使得天下人都跟着这种风气，娶妻都大大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几百人，富豪官吏和百姓家养歌女的也有几十人，这样就导致宫内有很多哀怨的女子，宫外有很多单身的男子。而且普通百姓埋葬死者，也都是把地上的财物大量埋入地下。这些过错都是从上面产生的，大臣们因循旧例也有责任。希望陛下能深入了解古代的做法，选择节俭的方式。大幅度减少皇帝使用的车马服饰和器物，减掉三分之二；挑选后宫贤能的女子，留下二十人，其余的都送回家，各个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宫女，也应该全部遣散；马厩里的马不要超过几十匹，只保留长安城南的园林作为打猎的场所就行。如今天下发生饥荒，难道不应该大力自我减损来拯救百姓，顺应天意吗？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万民，而不只是让圣人自己享乐的。”汉元帝认为他的话很好并采纳，下诏让那些很少去的宫殿馆舍不要再修缮；太仆减少马匹的谷物供应；水衡都尉减少肉食兽的喂养。
司马光评论说：忠臣侍奉君主，应该要求君主去做困难的事，那么容易的事不用费力就自然能做好；弥补君主的短处，那么君主的长处不用劝勉也能得到发扬。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虚心向贡禹请教，贡禹应该先讲当务之急，后讲不太急迫的事。然而，当时优柔寡断、谗佞之人掌权是大患，贡禹却不提及；恭谨节俭是汉元帝本来就有的志向，贡禹却孜孜不倦地讲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贡禹的智慧不足以察觉这些，又怎么能称为贤能呢！如果知道却不说，那罪过就更大了！
匈奴呼韩邪单于又上书说民众生活困苦。汉元帝下诏让云中、五原郡转运二万斛谷物给他。
这一年，汉朝开始设置戊己校尉，让他们在车师旧地屯田。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春天正月，汉元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畤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身份兼管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着名的儒者，和周堪都因为曾是汉元帝的老师，有旧日的恩情，所以汉元帝很信任他们，多次在闲暇时召见他们，谈论国家治乱，陈述王道之事。萧望之推荐并选拔了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宗室子弟散骑、谏大夫刘更生担任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在汉元帝身边随时纠正皇帝的过失。这四人同心商议，用古代的制度来劝导汉元帝，想匡正很多事，汉元帝很愿意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只是虚居其位，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汉宣帝时就长期掌管朝廷机要事务，精通法令条文。汉元帝即位后，身体多病，因为石显长期负责事务，又是宦官没有宫外的党羽，精明专注值得信任，就把政事委托给他，事情无论大小，都通过石显上奏并由他决断，石显尊贵受宠，权势倾朝，百官都恭敬地侍奉他。石显为人乖巧聪慧，熟悉事务，能深切领会皇帝的微妙旨意，内心却非常狠毒，擅长诡辩，用这些来中伤别人，谁要是得罪了他，哪怕只是瞪他一眼，他就会用严酷的法律陷害对方。他还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议论事情常常坚持旧例，不依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
萧望之等人对许氏、史氏家族的放纵感到忧虑和苦恼，又痛恨弘恭、石显专权，就建议说：“中书是政务的根本，是国家的关键部门，应该让通明公正的人来掌管。汉武帝在后宫游乐宴饮，所以任用宦官，这不符合古代的制度。应该废除中书的宦官，以符合古代不接近受过刑罚之人的道义。”由此与史高、弘恭、石显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汉元帝刚即位，为人谦让，慎重对待改革，这个建议讨论了很久都没有决定下来，最后把刘更生调出朝廷担任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举荐名儒和优秀人才来担任谏官。会稽人郑朋暗地里想依附萧望之，就上书告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门客在各郡国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提到许氏、史氏家族子弟的罪过。奏章交给周堪看，周堪禀报汉元帝后，汉元帝下令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待诏令。郑朋给萧望之写书信说：“如今将军您的规划，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满足了，还是要像周公、召公那样一直努力下去呢？如果像管仲、晏婴那样就满足了，那我郑朋就回延陵的水边，一直到老死算了。如果将军要振兴周公、召公的大业，像日昃之君那样广泛听取意见，那我郑朋或许愿意竭尽全力为您效万分之一的力！”萧望之刚开始见到郑朋时，真诚地接待他；后来知道他品行不端，就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的人，心里怨恨，就转而寻求加入许氏、史氏家族，推翻之前说许氏、史氏的事，说：“那些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说的，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于是侍中许章禀告汉元帝后召见了郑朋。郑朋出来后，扬言说：“我见到皇上，告发了前将军萧望之五条小过错，一条大罪过。”待诏华龙品行污浊，想加入周堪等人的阵营，周堪等人不接纳他，他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指使郑朋、华龙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图谋罢免车骑将军史高，疏远许氏、史氏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出宫的日子，让郑朋、华龙呈上告发奏章。汉元帝把此事交给弘恭去查问情况，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奢侈淫逸，我是想匡正国家，不是为了私利做坏事。”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互相称誉举荐，多次诋毁大臣，离间皇室亲戚关系，想要专擅权势。作为臣子不忠诚，诬陷皇上，大逆不道，请让谒者把他们召到廷尉那里受审。”当时汉元帝刚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就批准了他们的奏章。后来汉元帝要召见周堪、刘更生，才知道他们已经被下狱。汉元帝大惊说：“我只是让廷尉去查问而已啊！”就责备弘恭、石显，两人都叩头谢罪。汉元帝说：“让他们出来任职。”弘恭、石显就指使史高对汉元帝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以道德教化闻名天下，却先审查自己的老师。既然已经把九卿、大夫下狱，就应该就此判决并罢免他们。”于是汉元帝下诏给丞相、御史说：“前将军萧望之，做我的老师八年，没有其他罪过。如今事情过去很久，记忆模糊难以查明，赦免萧望之的罪，收回他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更生都免为平民。”
评论
汉元帝初元元年至二年，王朝开启了新的篇章，但这期间各种问题逐渐浮现，预示着西汉王朝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在经济民生方面，面对自然灾害和百姓的困苦，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如调粮救荒、减赋贷种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艰难处境。贡禹针对朝廷奢靡之风提出的节俭建议，虽切中时弊，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的奢侈浪费现象，这种风气若不改变，将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政治层面，汉元帝即位初期，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史高、弘恭、石显与萧望之、周堪等人形成两大势力集团。萧望之等儒臣试图以古制匡正国家，限制外戚和宦官权力，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弘恭、石显等宦官，凭借皇帝的信任专擅朝政，与外戚勾结，利用手段陷害忠良，致使萧望之等人被罢官。这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反映出汉元帝在政治决策上的优柔寡断，未能正确分辨忠奸，有效掌控朝政局势。
对外关系上，汉朝对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救助，维持了双方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现了汉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策略。但从长远看，这一时期朝廷内部的混乱可能会影响对边疆事务的处理能力。
总体而言，初元年间是西汉王朝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汉元帝未能有效应对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社会问题，使得西汉王朝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实则已潜藏诸多危机，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教训，在政治治理中，君主需明辨忠奸，平衡各方势力，同时要注重节俭，关注民生，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