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四年（甲辰，公元前 137 年）
夏季，刮起赤色如血的风。
六月，发生旱灾。
秋季九月，东北天空出现彗星。
这一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其孙文王赵胡继位。
建元五年（乙巳，公元前 136 年）
春季，朝廷废除三铢钱，改铸半两钱流通。
设立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儒家经典纳入官方教育体系，标志儒学向正统思想演进。
夏季五月，爆发大规模蝗灾。
秋季八月，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相继去世，因无子嗣，封国被朝廷废除。
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 135 年）
春季二月乙未日，辽东的汉高祖庙失火。
夏季四月壬子日，高祖陵园的便殿又遭火灾，汉武帝为此身着素服，斋戒五日。
五月丁亥日，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
六月癸巳日，丞相许昌被免职，武安侯田蚡接任丞相。田蚡骄横奢侈：所建住宅规模超过所有贵族府邸，占据最肥沃的田园；派人到各郡县搜刮物产，运送货物的车队在道路上连绵不绝；大肆收受四方贿赂，家中金玉、美女、狗马、乐舞、珍玩等珍宝不可胜数。他每次入朝奏事，与武帝长谈终日，所提建议多被采纳，甚至推荐的人能从平民直接升任二千石官员，权势几乎超越皇权。汉武帝曾质问：“你任命官员完毕了吗？我也想任命几个。” 田蚡曾请求占用考工署土地扩建住宅，武帝怒斥：“你怎么不直接去拿武库！” 此后，他的权势才稍有收敛。
秋季八月，东方出现彗星，光芒贯穿天际。
闽越王郢发兵攻打南越边境城邑，南越王遵守朝廷盟约，不敢擅自出兵，派人上书汉武帝告急。武帝赞赏南越忠义，大举调兵，派大行王恢从豫章出兵，大农令韩安国从会稽出兵，合击闽越。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陛下君临天下，布施德惠，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自以为终生不会遭遇战乱。如今听闻官府将出兵讨伐越地，臣私下为陛下深感忧虑。
越地是蛮荒之外的区域，百姓断发纹身，无法用中原礼仪法度治理。自三代盛世以来，胡、越就不接受中原正朔，并非武力不能征服，而是因其地贫瘠、民性不羁，不值得让中原劳心费力。自汉初至今七十二年间，越人内部攻伐不计其数，但朝廷从未出兵干预。臣听说越地没有城郭聚落，百姓居于溪谷竹林之间，擅长水战和驾舟，地形幽深多水险，中原人不熟悉地势，即便百人也抵不过越人一人。即便攻占其地，也无法设置郡县；强行攻打，更难以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山川要塞相距不过寸许，实际却相隔数百里，险阻林丛无法完全标注，看似容易进军，实则极为艰难。如今天下仰赖祖宗庇佑，境内安宁，白发老人从未见过兵戈，百姓得以夫妇相守、父子相保，这是陛下的恩德。越人名义上是藩臣，却从不向朝廷缴纳贡赋，也不承担兵役；如今他们内部相攻，陛下却发兵救援，这是反让中原为蛮夷劳师动众。况且越人愚钝轻薄，背约反复，不遵守天子法度已久，若一次不奉诏就兴兵讨伐，臣担心战祸将永无宁日。
近年来，粮食连年歉收，百姓需靠卖爵、卖子维持生计，幸赖陛下恩德救济，才免于饿死沟壑。四年歉收，五年蝗灾，民生尚未恢复。如今发兵数千里，运输粮草进入越地，士兵需抬轿翻山、拖船行水，数百里路途皆为深林竹丛，水道中礁石密布，林中多有蝮蛇猛兽，夏季暑热时，霍乱等疾病蔓延，尚未交战，死伤必众。此前南海王反叛，陛下命先臣（指刘安之父刘长）派将军间忌率军征讨，敌军投降后安置在上淦，后又反叛，恰逢天暑多雨，楼船士兵长期涉水驾舟，未战而病死过半，家中父母流涕、孤儿啼哭，百姓破家散业，到千里之外迎回尸骨，悲哀之气数年未散，长老至今记忆犹新 —— 尚未进入越地，灾祸已至如此。陛下德配天地，明如日月，恩及禽兽草木，若有一人因饥寒而不得善终，都会令您痛心。如今内地无警，却让陛下的士兵曝尸荒野、血染山谷，边境百姓因此惶恐不安，早闭晚开，朝不保夕，臣实在为陛下忧虑。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多认为越人兵强马壮，能威胁边城。当年淮南国完整时，臣多次接触边吏，得知越地与中原迥异：高山阻隔，人迹罕至，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隔绝内外的屏障。越人若想入侵中原，必经领水，而领水山势险峻，水流湍急，巨石可撞破舟船，无法用大船运载粮食。越人若想作乱，必先在馀干边境屯田积粮，然后伐木造船。若边城守军谨慎防御，遇越人入界伐木就立即抓捕，焚烧其积蓄，即便有百越之众，又能对边城如何？况且越人力量薄弱，不善陆战，也无车骑弓弩，之所以难以攻灭，全凭地险屏障，而中原人又不耐南方水土。臣听说越兵不下数十万，若要进军，需五倍兵力，还不包括运输粮草的民夫。南方暑湿，入夏后酷热难当，士兵暴露野宿、居处水泽，蝮蛇毒虫滋生，疾病频发，未交战便会病死十之二三，即便擒获越王、攻占越地，也不足以补偿损失。
臣听闻传言：闽越王之弟甲杀王，甲又被处死，其民众无主。陛下若想使他们归附，可将其迁入中原，派重臣安抚，施德赏赐，他们必携老扶幼归顺圣德；若无意接纳，也可延续其国统，复立王侯，使其成为藩臣，世代纳贡。陛下只需以方寸官印、丈二印绶，即可安抚边地，不劳一兵一卒，而威德并行。如今若兴兵进入越地，越人必定震恐，以为朝廷要屠灭其族，必如野鸡野兔般逃入山林险阻。我军撤离，他们就重新聚集；留驻防守，经年累月则士兵疲惫、粮草匮乏，百姓苦于兵事，盗贼必起。臣听长老说：秦代曾派尉屠睢攻越，又令监禄凿渠开路，越人逃入深山林丛，秦军无法进攻，只得屯守空地，日久疲惫，反被越人袭击，大败而归，于是征发囚犯戍守。当时内外骚动，民不聊生，逃亡者相聚为盗，山东之乱由此而起。战争本是凶险之事，一方生乱，四方震动，臣唯恐变故与奸邪之事将由此萌发。
臣听说天子之兵有 “征讨之名” 而无 “实战之劳”，是说无人敢与朝廷抗衡。若越人侥幸与我军先头部队遭遇，哪怕有一个士兵伤亡败退，即便得到越王首级，臣也为大汉感到羞耻。陛下以四海为疆域，生民皆是臣妾，若垂德施惠，使百姓安居乐业，恩泽可传万世。天下安稳如泰山，夷狄之地何足挂怀，何必烦劳大军远征？《诗经》说：‘王道宏大公正，徐方自然来归。’说的是推行王道，远方自会臣服。臣担心将领们把十万大军当作了区区使者的任务啊。”
评论
这段历史勾勒出汉武帝初期的治国图景，暗藏三大历史逻辑：
制度转型与意识形态构建：废除三铢钱、推行半两钱，是经济集权的重要举措；设立五经博士，则标志着汉代统治思想从黄老 “无为” 向儒家 “有为” 的转向。此举不仅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更通过将学术与仕途绑定，为中央集权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影响中国两千年政治文化格局。
皇权扩张与外戚势力博弈：田蚡以国舅身份专权，其 “权移主上” 的现象，揭示了汉初外戚政治的深层矛盾。汉武帝 “君除吏已尽未” 的质问，表面是对田蚡揽权的不满，实则是皇权对相权（及外戚势力）的反击。这一博弈为后来汉武帝设立内朝、削弱外朝埋下伏笔，折射出专制皇权强化的历史趋势。
边疆战略与治国理念冲突：闽越之役中，汉武帝的军事强硬与刘安的怀柔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刘安的谏言深刻揭示了农耕文明对南方山地的治理困境 —— 地形阻隔、水土不服、成本高昂，其 “以德怀远” 的主张本质上是汉初 “休养生息” 政策的延续。但汉武帝最终出兵，既因南越 “守约” 触发保护藩臣的政治责任，也暗含打破 “无为” 格局、展现帝国威严的战略意图。此事件成为汉朝向 “外儒内法” 治国模式转变的缩影，也预示着武帝时期大规模边疆经略的序幕。
此外，灾异频发（赤风、旱灾、蝗灾、火灾）与彗星出现，在汉代 “天人感应” 思想下被视为政治预警。汉武帝素服斋戒的举动，既是对天意的敬畏，也是通过仪式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表演。从宏观历史看，建元年间的这些事件，正悄然推动着西汉从 “文景之治” 的内敛转向汉武帝时代的扩张，制度、权力与战略的三重变革，已在历史帷幕下缓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