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盟军在踹开了意大利的“南大门”之后，原以为能上演一出“直捣罗马”的快意恩仇录。可没想到，这亚平宁半岛的“靴子”，不仅踢着硌脚，里面还灌满了泥。凯塞林元帅，这位德国的“防守大师”，硬是利用意大利那多山的地形和连绵的秋雨，构筑起了一道道让盟军头疼不已的“古斯塔夫防线”，把巴顿和蒙哥马利这两位性格迥异的“王牌”，都给死死地拖在了那不勒斯北部的泥泞山谷之中，寸步难行。
意大利战役，从一场预想中的“闪电突击”，彻底演变成了一场考验耐心和后勤的“堑壕消耗战”。
然而，就在英美联军还在为如何啃下卡西诺山这块硬骨头而挠头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整个1943年的世界战争大棋盘上，意大利，其实只是一个次要的、甚至是具有牵制意义的“侧翼战场”。
而在莫斯科，刚刚品尝了斯大林格勒伟大胜利果实的斯大林同志，也同样在摩拳擦掌，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攻，将德国侵略者彻底赶出苏联的土地。
双方，都在舔舐着伤口，积蓄着力量，像两头受了重伤但依然凶猛的巨兽，将他们最后、也是最精锐的赌注，悄悄地压向了地图上那个被称为“库尔斯克”的、巨大的突出部。
在经历了斯大林格勒的惊天逆转和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的惨烈拉锯之后，1943年初春的东线战场，暂时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这寂静，并非和平的降临，而是双方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之后，如同两个受了重伤的巨兽，各自退回自己的巢穴，默默舔舐着伤口，积蓄着力量，准备着下一场更致命的搏杀。
自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到1943年初，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也最残酷的陆地战争，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台无情的“绞肉机”。其吞噬生命的速度和规模，早已突破了常人认知的极限：
苏联的代价：据战后较为可靠的统计，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苏联在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总伤亡（包括阵亡、失踪、被俘、以及因战争导致的饥饿和疾病死亡），已经超过了骇人听闻的一千一百万人！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彻底崩溃的数字。虽然苏联依靠其广袤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拥有着德国所不具备的、近乎“无限”的人力储备，但这种惊心动魄的消耗，也已经让这个国家流尽了太多的鲜血。
德国的代价：而德国及其仆从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在东线也同样损失惨重。其伤亡总数，也已超过三百万人。虽然从绝对数字上看，比苏联要少，但对于德国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都相对有限的国家来说，这个损失同样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在莫斯科的冰雪和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德国损失的，是大量在战争初期跟随“闪电战”一路打过来的、经验最丰富、训练最优良的“精锐老兵”。他们的损失，是后期匆匆征召的新兵所无法弥补的。德军的战斗力，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难以逆转的、结构性的下滑。
前线的士兵们，无论是苏联红军还是德国国防军，都已经陷入了极度的疲惫和麻木之中。战争，已经进入了最残酷的“拼刺刀”、“拼消耗”阶段。比的，不再仅仅是战术的精妙，更是国家意志的坚韧和血肉的厚度。
1943年初春的第三帝国，从地图上看，依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它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从挪威北角到希腊克里特岛的广阔战线上。
东线：依然是德军的主战场。超过三百万的德军及其盟友，像一道漫长而又脆弱的堤坝，部署在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准备迎接苏军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西线：也同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德军，驻守在从挪威到法国南部的漫长海岸线上，像一群紧张的看门狗，时刻提防着英美盟军随时可能发动的、那传说中的“第二战场”登陆。这部分兵力，是绝对不能轻易调动的。
其他战区：在北欧，还有约三十万德军；在巴尔干，还有四五十万德军在与游击队纠缠；在意大利，为了防止这个“扶不起的盟友”彻底崩盘，德军也在准备向那里增派更多的部队。
这兵力，从数字上看，依然是“雄壮”的。但实际上，每一条战线都像一根被拉到了极限的橡皮筋，疲于奔命，捉襟见肘。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场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总体战已经打了近两年的时候，德国国内，却依然在维持着一种虚假的、近乎“和平”的幻象。
这，就得从希特勒上台时，对德国人民许下的那个“美好承诺”说起了。他当初告诉德国人民：“我带给你们的，不是军靴的咆哮，而是餐桌上的面包和牛奶。”
为了维护这个承诺，也为了维持国内的民心士气，直到1943年初，德国的战争动员，依然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年轻人还在大学里读书；许多民用工厂的生产线依然在运转；柏林的剧院和音乐厅，依旧是歌舞升平。
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诡异景象，让一个人，看得是心急如焚。他，就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那个身材矮小、跛着一条腿、但却拥有着魔鬼般口才和煽动能力的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他知道，他必须亲自出马，用一场前所未有的、能够震撼整个德意志民族灵魂的“精神原子弹”，来彻底打破这层虚伪的窗户纸，将整个国家，都绑上“总体战”的战车。他要向元首证明，只有他戈培尔，才是那个最懂德国人民、也最能调动他们“狂热”的“总导演”。
戈培尔选择的“舞台”，是柏林体育宫。这里，空间巨大，能容纳上万人，是纳粹举行各种大型集会的传统场所。
为了这场演讲，戈培尔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把每一个细节都算计到了极致。他不愧为一代天才宣传家，为了营造出山呼海啸般的“群众自发狂热”的景象，他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幕后操作”：
精心挑选的“演员”：他没有随机邀请市民，而是精心挑选了一大批狂热的纳粹信徒、党卫队员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来当听众。他甚至提前给大家布置好了任务，什么时候该站起来，什么时候该挥舞旗帜，什么时候该喊什么口号，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专业的“领掌员”：这还没完，戈培尔又从这些人里面“优中选优”，挑出了一百个最激进、最会“表演”的分子，作为“领掌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演讲进行到关键时刻，带头鼓掌，带头呼喊，把气氛给烘托起来。
“黑科技”加持的掌声：怕这一百个“领掌员”的气势还不够，戈培尔还让人提前录制好了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录音。在演讲当天，这些录音通过现场的大喇叭，与现场的掌声混合在一起播放，制造出一种声势浩大、万人同心的假象。真可谓是用心良苦，把“宣传”这门艺术，玩到了极致。
1943年2月18日，柏林体育宫，座无虚席。
当戈培尔跛着脚，一步一步地走上那被聚光灯照得雪亮的讲台时，整个会场，按照“剧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嗨！希特勒！”的狂热呼喊。
戈培尔用他那特有的、充满了魔力的声音，开始了他那场精心编排的“战争话剧”。演讲的核心，主要围绕着三点，层层递进，直击人心：
第一点：他首先向听众描绘了一幅极其恐怖的“末日景象”，声嘶力竭地问道：“如果德国军队不能在东方打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那将会发生什么？整个欧洲，都将落入苏联红军的铁蹄之下！”
第二点：在制造了足够的恐惧之后，他又立刻话锋一转，开始给德国人民“戴高帽”，煽动他们的民族自大感。“但是，我的同胞们！谁能拯救欧洲？唯有我们，伟大的德意志民族，才有力量、有意志、有决心，将欧洲从这一威胁中拯救出来！”
第三点：最后，他将话题引向了“总体战”。他告诉民众，要想赢得这场“圣战”的胜利，就不能再心存幻想，安于享乐。每一个德国人，都必须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危险，是我们命运的锻炉！我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否则为时已晚！”
在演讲的高潮，戈培尔张开双臂，像一个疯狂的传教士，对着台下那群已经被他煽动得近乎癫狂的听众，连续提出了十个排比式的、充满了煽动性的问题。而他最着名、也是最核心的一句质问，响彻了整个体育宫：
“你们，想要总体战吗？”
台下，上万名“演员”们，按照“剧本”，全体起立，举起右臂，用他们所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回应着一个整齐划一的、震耳欲聋的德语单词：“是！”
在这狂热的声浪之中，戈培尔也达到了他个人情绪的顶点。他握紧拳头，对着麦克风，发出了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咆哮：“现在，人民啊，站起来，让风暴席卷而来吧！”
然而，戈培尔的这场“总体战”演说，通过广播传遍德国之后，其在国内的实际效果，却远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好。民众虽然在公开场合不敢表示反对，但私下里，对战争前景的悲观和厌倦情绪，却在日益蔓延。前线亲人寄回的家信越来越少，城市的防空警报却越来越频繁，商店里需要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都比戈培尔那声嘶力竭的口号，要来得更真实，也更让人心寒。
就在德国还在为是否要“总体战”而开动宣传机器的时候，对面的苏联，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这种“不计代价、全民皆兵”的状态。
但苏联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打了两年，损失了超过一千万人，虽然在人力方面相比德国要好很多，但也经不住这样的消耗。
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更是焦虑万分。他每天都死死地盯着西线的地图，像一个焦急的债主，等待着英美那传说中的“第二战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辟。丘吉尔的各种“拖延”和“借口”，让他感到极度的不满和愤怒。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丘吉尔那句“最好的结果是一个敌人进太平间，另一个躺在担架上呻吟”的真心话，虽然没当着他的面说，但他能感觉不到吗？
为了维持国内的战争意志，斯大林对内部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不进则退，后退就是叛国”的政治口号，压得每一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肃反”人员，也开始在前线和后方，清理那些所谓的“战斗疲劳情绪”和“失败主义言论”。
就在苏德两国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大决战而积蓄力量、磨刀霍霍的时候，一个极其隐秘的、在当时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外交暗流”，却在北欧中立国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悄然地涌动着。
1943年3月下旬至5月初，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间私人别墅里，苏联和德国的代表，以“民间学者”和“商人”的身份作为掩护，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也是毫无结果的“和平试探”。
这场谈判，虽然没有任何的资料记载，但根据流传的一些史料来看，双方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猜忌和不信任。双方都像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牌，谁也不肯先亮出自己的“王炸”。
德方代表：他们提出的条件，基本就是想把已经占领的土地“既成事实化”，要求苏联承认德军目前的占领线，然后双方可以“停火”，恢复经济交流。
苏方代表：则寸步不让。他们明确要求，德国必须无条件地撤回到1939年（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边界，归还所有被占领的苏联领土，包括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
核心分歧：双方在“乌克兰”这个核心问题上，分歧更是大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这“和平”，自然是谈不下去了。5月初，谈判正式中断。
双方各自向本国的最高领导人作了汇报。希特勒对此，似乎是不置可否。而斯大林呢，则立刻加紧了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电报频率，用一种近乎“最后通牒”的语气，催促他们必须尽快兑现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同意进行这次秘密谈判，其真实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和平”，而是一次高明的外交“敲山震虎”。他就是要用这种“我可能会单独跟德国人媾和”的姿态，来给英美施加最大的压力，逼他们赶紧在西欧动手。而美国之所以在不久后的1943年5月底，正式确定了在年底召开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共同参加的“德黑兰会议”的意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德谈判与敲定“德黑兰会议”有关，但我想至少起到了间接性关系。
既然“和平”的道路已经彻底堵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争了。
斯德哥尔摩的秘密谈判，无果而终。东线战场上那短暂的、令人窒息的寂静，即将被一场更大规模的、由钢铁和火焰组成的“交响乐”所打破。
双方，都在为那场即将到来的、将决定整个战争最终命运的库尔斯克大决战，做着最后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