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诗学的众声喧哗与主体性重构》
——以树科《我噈喺想讲白话》为观察样本的跨语际诗学探析
文\/一言
在全球化语境与标准语霸权双重挤压下，方言诗歌如同暗夜中的磷火，既在幽微处彰显着语言的生命力，又在飘摇中映射出文化认同的困境。粤语诗人树科的《我噈喺想讲白话》，恰似一柄刺破语言帷幕的利刃，在\"白话\"与\"煲冬瓜\"（普通话谐音）的张力场中，构建起极具启示性的方言诗学范本。这首看似直白的方言诗作，实则蕴含着多重话语的交锋：在地性与普遍性的博弈、口语传统与书面体系的碰撞、个体表达与权力规训的角力，共同织就了当代中国方言诗歌的复杂经纬。
一、音义裂变：方言入诗的文本实验
不同于传统方言诗作对地域风情的浅层描摹，树科的诗学实验直指语言本体。首节\"白话啫，嘟想\/用粤语啲中文、汉字\"即展现悖论式创作姿态——既强调粤语作为独立语言的语音特质（\"啫\"、\"嘟\"等语气助词的韵律化使用），又刻意突显其与标准汉语的文字同构性。这种\"音义分延\"策略令人联想到巴赫金\"双声语\"理论：在统一的汉字体系内部，粤语方言通过音调变异与词汇重构，形成与标准汉语的对话性对抗。
诗人对汉字的重装堪称后现代语言装置艺术。\"噈喺\"（就是）、\"乜鬼\"（什么）等粤语特有词汇的嵌入，使文本既保有汉字表意的连贯性，又通过音形错位制造陌生化效果。这种创作方式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吴语书写形成跨时空呼应：当十九世纪末的作家尝试用\"字记音\"保存方言时，当代诗人则在电子化书写时代，通过输入法的创造性误用（如\"嘟\"替代\"都\"）实现语音的视觉化转译。
二、文化政治：语言场域的争夺战
\"阴谋论肆意\"与\"篱笆\"意象的并置，精准勾勒出方言诗歌的生存困境。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在此获得鲜活的文学印证：标准语体系如同无形的\"话语监狱\"，将方言创作贬抑为需要规训的异质存在。诗中\"争夺乜鬼话语权\"的戏谑表达，恰似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当权力试图将语言等级化时，方言诗人以俚俗词汇消解话语霸权的严肃性。
这种抵抗策略暗合香港\"三及第\"文体的传统智慧。\"煲冬瓜\"（普通话）与粤语的并置，既是对语言生态失衡的抗议，也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守护。诗中\"气煞人也\"的文言残留，暗示着方言诗歌的深层焦虑：在普通话教育与新媒体传播的双重挤压下，粤语正面临从生活语言退行为文化标本的危机。这种焦虑在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革新主张中早有预兆，而今在树科笔下演化为更尖锐的现代性诘问。
三、主体重构：方言诗学的本体论转向
诗歌末节\"以己之心度人\"的突然转调，揭示方言写作的终极悖论：越是强调地域性，越需具备超越地域的普遍价值。这种看似矛盾的诉求，实则为方言诗学指明本体论转向路径。粤语特有的九声六调在诗句中形成独特的音乐性（如\"心度嘅事情\"的押韵），这种不可译的语音特质，恰是标准汉语难以复制的诗性本源。
现象学视角下的方言诗歌，可视作存在论意义上的栖居之所。当诗人坚持\"写下自己心度嘅事情\"，实则在语言异化时代重建主体与世界的本真关联。这种创作姿态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题形成互文：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地域经验的结构化呈现。粤语中\"冇得篱笆\"（没有围栏）的生存状态，通过方言词汇获得现象学还原，使诗歌成为抵抗符号暴力的精神堡垒。
四、跨语际实践：方言诗学的现代性突围
树科的创作实践，为方言诗歌突破地域局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诗中\"粤语字\"与\"中文\"的并置，暗示着方言诗学的双重属性：既需保持语言特异性，又要参与汉语诗歌的整体演进。这种\"在地的普遍性\"追求，与佩索阿用葡萄牙语重构现代主义诗学的尝试异曲同工。当诗人将\"阴谋论\"等现代概念纳入粤语表达体系时，实际在进行着方言的现代化扩容。
数字时代的传播困境与机遇在此形成辩证关系。尽管社交媒体加速了标准语的扩张，但树科诗中\"评论我\"的复数主体暗示，网络空间同样为方言诗歌提供了新的生存场域。这种跨媒介生存状态，令人想起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论断：当方言诗歌脱离纸质载体进入数字传播，其\"灵韵\"并未消逝，反而在互动传播中获得新生。
结语：
《我噈喺想讲白话》作为方言诗学的新鲜样本，既延续着从《诗经》国风到近代歌谣的民间话语传统，又携带着后现代的文化批判基因。在标准语日益体制化的今天，树科的创作实践提示我们：方言诗歌绝非文化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而是语言民主化进程中的先锋实验。当诗人将粤语声调转化为文字褶皱中的隐秘韵律时，实际在为汉语诗歌开拓新的可能——让每个语种都能在众声喧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音准与声部。
这种诗学探索的价值，恰如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的阐释：方言写作既是对传统的守护，更是对未来的邀约。在树科的诗行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个地域的语言坚持，更是整个汉语家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丰富性与可能性的重新确认。当最后一节\"以己之心度人\"的叹息消散时，留下的不是对抗的硝烟，而是多元共生的启示：每种方言都是一扇观照世界的独特窗口，而诗歌，理应成为所有窗口共同开启的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