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8日，那是一个天空仿佛捅破的日子，大雨滂沱，雷声不绝于耳。我手持着那张承载着未来希望的报到证，踏上了前往县人事局的路途。在县政府大楼里，我楼上楼下奔波往返，可还有很多手续未能办完。
正当我心生焦虑之时，一位办事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耐心向我说明了情况。他提到，长江流域正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侵袭，而东北地区的防汛形势同样紧迫，因此，多数职员已被紧急动员参与防汛演练，全力以赴保护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就在这时，一位身形略显富态的中年男士从我身后不经意间瞥见了放置在办公桌上的报到证，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讶：“哎呀，小伙子，看来你是要成为我们厂的一员了。”
办事人员随即向我引荐，这位便是汽车配件厂人事科的辛科长，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玩笑意味：“同学，这下你可算是找到‘组织’了，到了厂里，岗位分配的大事可全仰仗辛科长的一张金口玉言呢。”
刚踏入社会的我，虽然初通人情世故，但还是连忙礼貌地向辛科长致以问候。辛科长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我简短交谈了几句后，便亲切地提议道：“关宏军啊，既然今天人事局这边的事暂时无法办妥，不如你跟我去厂里先转转，熟悉熟悉环境吧。”
就这样，我怀揣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第一次迈进了汽车配件厂的大门，这里也将成为我毕业后职业生涯的起点。
辛科长领着我走进了机加车间，一边走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着车间的基本情况。随后，他还特意提到了厂里新引进的数控车床，并进行了好一番吹嘘。然而，或许是由于他专业知识的欠缺，对车床性能的描述显得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在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听来，不免有些班门弄斧之感。
尽管如此，我依然感激他的一片好意，毕竟，这是我在新环境中的第一次学习与体验。但，看似简单的熟悉情况，却给我带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按照当时县属企业的情况，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最起码要安排到技术科这样的科室，分配到一线岗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辛科长为什么单单只领我去了机加车间呢？
不久我的预感应验了，进厂后我被分到了机加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
工友们在休息闲聊时对我的处境表达了同情，同时也都感到愤愤不平。
有的问我是不是没送礼。有的说送礼也没用，今年单位来了两个大学生，技术科就一个空缺，谁有门子谁去。
比较了解内情的背地里告诉我，另一个大学生是副厂长的外甥。
一切都尘埃落定，一切也都无可奈何。
我认命了。
车间主任想让我去数控车床，我没同意，理由是每天在机床上重复着装上毛坯，再卸下加工好的零件，实在是太无聊。
车间主任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说：“你真不懂吗？数控车床轻松，普通车床活累。”
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不是菜板上的鱼肉，任凭别人切来切去。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给自己留下太多空闲时间，用来胡思乱想大学里发生的往事。
用劳动惩罚人类，也是劳动本质里的一个重要属性。
于是我就被分到了一台普通车床，带我的师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叫付红军，机缘就是这样巧合，他名字的后两个字和我的发音相同。
他听到我的名字，咧嘴笑了一下，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关宏军，在我的手下学东西要放下大学生的架子，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干车床这个活既辛苦又危险，每时每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被他无缘无故地抢白一顿，让我心情郁闷了半天。
他还带了一个徒弟，是一个叫张芳芳的女孩，是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
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人不算漂亮，但很质朴，人也勤快，没事就用抹布把车床擦得锃亮。
单独相处时，从她眼里流露出的欣赏和仰慕之情，是我刚进厂那一段时光里最贴心的宽慰。
有一次，她悄声对我说：“师父也是大学生，也是从学徒干起的。技术科的那帮人遇到问题还得请教他呢。”
从那以后，我对我的师父付红军肃然起敬，再也不敢拿我的大学生身份在他面前顶撞。
下岗以后，付红军从小作坊干起，后来成了全县着名的企业家。一有空闲，他也会约我到他的厂子里喝喝茶，时不时的对我说：“宏军，当年我是好心干了坏事。”
是什么好心呢？那就是保媒拉纤。
为我和张芳芳当了介绍人。
我进厂半年后，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
我那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我被感情伤透了，哀莫大于心死，无所谓和哪个女人结婚生子，平平淡淡的走完一生就算圆满了。
所以也没犹豫，就问了一声：“谁呀？”
他说：“张芳芳。”
在车间轰鸣的噪音里，我以为听错了，便又问一句“谁？\"
他趴到我的耳朵上，大声喊道：“你师姐！”
我没有感到意外，我也没有感到不合适，一切都来得那么水到渠成。
当天晚上我就和张芳芳去了电影院，看的影片是冯巩主演的《没事偷着乐》。
原本我坚持不去看电影，因为我怕睹物思人，我怕想起和周欣彤一起看电影的往事。
可她不知道我心里还有块还没掉痂的伤疤，非得去不可。
我迁就了她，看到她在欣赏电影时的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我错误地以为她应该是个很容易知足的女人。
看完电影，我请她在一个地边摊吃宵夜。
本来想给她点些好吃的，她说什么也不让。
还振振有辞地叮嘱我以后不要乱花钱，过日子哪都需要用钱，一定要精打细算，俨俨已经是我的管家婆。
看着她能把最便宜的东西吃进嘴里，还吃得津津有味，我忽然感到非常惭愧，也许这才是有着人间烟火的生活，我以前总是不高不低的悬在了半空。
从那时起，我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现实一些，要脚踏实地一些，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
五一假期时，同寝室的工友都回家过节了，我独自一个人留在宿舍里。
晚上，她来看我，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
她帮我刷好餐具后，红着脸对我说：“今晚我不走了。”
我没有拒绝。
我不想拒绝，一个女孩子主动要求献身，任何拒绝都是伤害。
我也不愿拒绝，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毕竟也有着与其年龄相适应的需求。
我用工友的褥单做了个简易的窗帘，把窗户严严实实地遮住。
然后我就关了灯，在黑暗中我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声，听到她窸窸窣窣的脱衣声……
一切都很平淡，尘埃落定后，我落寞地躺在她的身边，想起了周欣彤那种若有若无的轻吟声。
我正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不同个体的差异进行无谓的比较，而且还要分出个孰优孰劣。
唐晓梅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她认为比较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从心里就没有真正爱过她，我根本就没有应该有的激情。
张芳芳在黑暗中问我：“关宏军，你不是第一次吧？”
我愤愤地回她：“你现在也不是第一次了。”
于是，我听到她时断时续的抽泣声。
她冷不丁的掐了我一把，恨恨地说道：“你肯定不是第一次，谁第一次会像你这么熟练。”
我竟然嘿嘿笑了起来，原来女人并不像很多人说得那样傻。
那天晚上不欢而散，几天里她都再没找过我。
放完假，我殷勤地给她倒水、打饭，给她讲笑话，她就缴械了，和我又和好如初。
但一不开心，她就会阴着脸骂我：“臭男人，脏男人，你个二手男人。”
我是追悔莫及，明白了藏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那天晚上我是真不应该表现的那么从容干练。
两个月后，她非得逼我去见她父母。
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对我的到访显然是有了充分准备，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她父亲喜欢喝上两口，我勉为其难地陪他喝了两杯。
酒精这种东西，会扭曲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使人轻松的放弃原则底线。
她母亲绕了一大圈，最后把中心思想放在了我和张芳芳的婚事上。
她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马上双方父母见面，确定婚礼日期。二是要我们家在县城里买一个房子，大小无所谓，先将就着把婚结了。以后条件好再换。三是结婚彩礼要三万整，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给少了会被亲属朋友看不起。
我咧着嘴边听边笑，一拍胸脯说道：“妈，你放心，这些都不是事。”
她母亲看我一口答应，还这么嘴甜，笑得合不拢嘴。
张芳芳脸上也洋溢出满意的笑容。
两天后，张芳芳兴奋地跑到我的身边问我：“我妈妈安排你的那几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我一怔，摸着头说：“什么事？”
她立即横眉冷对，把那三件事复述了一遍。
我说我喝多了，根本就没认真听，再说也是胡乱答应的。
这触碰到了她的逆鳞，当着车间工友的面，拉着我的脖领要去派出所报案，理由是我强奸了她。
还是师父从中调和，把我们两人拉进休息室，让我和张芳芳冷静冷静，今天必须把矛盾化解。
形势比人强，我只好服软，用出各种招数哄她。
哄到她不哭不闹了，我说咱们俩还年轻，我也才进厂一年，正是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婚事能不能缓一缓。
她眼睛一瞪，带着哭腔说：“都是你干得好事，我的例假始终没来，去卫生所一查，原来是怀孕了。你想缓，我缓得起吗？”
我惊得目瞪口呆，和她就那么一次，就不偏不正的射中了靶心，我也说不清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不好。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只能自作自受！
我向厂里请了假，坐班车回到村里。
我把事情经过隐去不便为人道的部分，原原本本的跟父母说了一遍。
出乎我的预料，父母竟然笑得合不拢嘴，非常欣慰地说：“我儿子终于要成家立业了。”
我说又买房子又给彩礼，这也承受不起。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不多，人家养了那么多年的一个黄花大姑娘，买房要彩礼都是应该的。就放在咱们村里，这些也不算最多的。何况还是县城。”
我用一种素未相识的目光盯着父亲，不禁问道：“爸，你不是也喝多了吧？”
父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我一巴掌，笑呵呵地说：“你爸可不像你，喝点马尿就什么都敢胡咧咧。”
我叹了口气，都是因为我的不争气，让辛劳一辈子的二老不得不签下这城下之盟。
至于他们上哪去凑这笔数额不小的钱，我当时可能真得没关心过。
唐晓梅说我父母是最质朴的农民，最通情达理的父母。她还说就以我当时的表现，如果让她碰上，她连看都不会多看我一眼。
我心情复杂的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唐晓梅鄙夷的说那不是哲学，那是诡辩。
得到父母的庄重承诺，我回到厂子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张芳芳。
一整天，她都在愉快中度过，看到谁都带着笑容打招呼，仿佛她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半个月后，父亲和母亲来到县城，登门拜访了张芳芳父母。
双方家长约定，1999年9月12日那个周日为我和张芳芳举行婚礼。
然后父亲从破旧的挎包里掏出了十多捆钞票，总共是六万元。
看着还有十元面值的钞票，我知道这一定是东挪西借凑齐的数额。
我不禁心里一阵发酸。
张芳芳的母亲不太满意，认为除掉三万元彩礼，剩下的三万元只能买一个不到40平方的楼房，实在是太小了。
这回是张芳芳主动站出来，和她母亲理论了几句，核心内容是关宏军一定会有出息，将来条件好了再换大点的房子。
我不知道她当时真是对我充满了信心，还是她怕事情谈崩可能要拖着大肚子嫁不出去。
总之当时我是非常感激她。
会谈在不算太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但取得了预期成果，我和张芳芳终于要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