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梅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说道：“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你与众多女性在情感世界里纠缠不休，自己也历经了无数情感的折磨，这些错综复杂的风流往事，足以汇编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让后来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我闻言不禁嗤之以鼻，反驳道：“这里面涉及的许多人至今仍在世，如此私密且敏感的事情，怎能轻易公之于众呢？”
她却不以为意，轻松地说：“那就隐去她们的真实姓名，只讲述那些故事本身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渐渐觉得，将这些过往记录下来确实很有必要。这既是对我前半生的一种慰藉，也是对那些我曾深爱过以及深爱过我的女人们的一种祭奠与怀念。
以下，便是我的自述：
我叫关宏军，于1975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八）诞生在东北的一个偏远小山村里。身为满族的我，据家中长辈所述，我们的“关”姓源自满族古老的瓜尔佳氏，这一姓氏在满清王朝时期极为显赫，位列满洲八大姓之一，孕育了众多战功彪炳的将领，其中尤以被孩童戏耍擒获的鳌拜最为人所熟知。
然而，我们这一脉绝非什么权贵之家。当众多满族人随龙入关之时，我们的先祖选择留守在这片东北的龙兴之地繁衍生息。
我的双亲皆为朴实无华的农民，家中独我一子，享受着他们倾尽所有的关爱与呵护。
尽管生活清贫，但他们总是将最好的留给我，那份无私与奉献，直到我成为父亲后才深刻体悟。在他们对我无私奉献的同时，也悄然寄托了对我能够出人头地的殷切期望。
我自认并非天资聪颖之人，在同龄玩伴中，我常常是那个最易受欺凌的角色。细究原因，我想主要有二：其一，正如俗语所言，“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我性格倔强，不善察言观色，与伙伴们相处时往往固执己见，难免招致冲突与打骂。其二，作为家中独子，我缺乏兄弟姐妹的庇护，一旦与人争斗，只能孤军奋战，无人为我撑腰。
在那个纯真而又质朴的年代，孩子们在外面受了欺负，往往是不敢回家向爸爸妈妈哭诉委屈的。因为即便说了，也往往无济于事。家长们非但不会跑去邻居家讨个说法，反而可能会对你实施一顿“男女混合双打”，以此作为对你“不争气”的惩罚。
尽管性格上有些倔强，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当动手打架不是对手时，我便会转而用学习成绩来碾压对方。
自小学一年级起，直至高中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出类拔萃的状态。“学习委员”这一职务，我也一直担任到了高中二年级，成为了同学们公认的佼佼者。
在村子里，我的爸爸妈妈唯一能够引以为傲的，便是我那优异的学习成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当他们试图将话题引到我身上，炫耀一番时，村里的乡亲们却总会巧妙地岔开话题，不再给他们提供炫耀的机会。
中考时，我以全县第五名的佳绩成功考入了重点高中，而排在我前面的四位，都是来自县城的孩子。
高一下学期进行分班时，我毫无悬念地被分到了重点班。这意味着，只要后续的学习生涯中不出现大的波折，我几乎已经稳稳地握住了通往大学的钥匙。班主任对我寄予厚望，给我设定的最低目标是考上重点本科。
在那个尚未有985、211之分，也未将本科划分为一、二、三本的年代，全国每年大学本科及专科的招生人数尚不足百万之众。
对于像我们这样毫无背景与人脉的农村家庭而言，能够考上大学，无异于鲤鱼跃过龙门，是一件光宗耀祖、令人振奋的大事。
我的未来似乎已经清晰可见，那将是一条吃上“公家饭”的道路，或许还能凭借出色的表现学而优则仕，一脚踏入宦海仕途，开启一段不同凡响的人生旅程。
在我父母的心中，这无疑是鸡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是命运翻盘的绝佳机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改天换命之举。
然而，人生恰似一场跨栏竞赛，在奔跑的道路上总会横亘着几道障碍。倘若你在前半程跑得太快太顺，未能做好一跃而过的充分准备，那么，离摔跤的时刻也就不远了。
我的人生轨迹，在高中二年级的上学期，迎来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折。那是一个令我记忆犹新的日子，大约是在十一月份，那一年的冬天，初雪来得异常迅猛。
雪花纷纷扬扬，如同漫天飞舞的羽毛，将整个学校操场覆盖上了一层近一尺厚的洁白雪毯。
在那个下午的体育活动时间，各个班级组织同学们集体进行除雪工作。正是在这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她。
她，名叫何雅惠，是高二三班新转入的一位女生，名字与她本人一样，美丽动人。她的小圆脸在寒风中冻得红扑扑的，宛如一颗熟透了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尽管后来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迁，圆脸不再是主流审美的标准，但在当时，她那圆润的脸庞在一群面黄肌瘦的同学中，犹如鹤立鸡群，格外引人注目。
她干起活来毫不逊色于男生，手握除雪板奋力推雪，与那些偷懒磨洋工的女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口中呼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霜，依附在她的眉毛和睫毛上，那一刻，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个女孩拥有如此迷人的长睫毛。在白霜的映衬下，那些长长的睫毛随着她忽闪的大眼睛轻轻颤动，仿佛在不经意间就拨动了我的心弦。
这一幕，成为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深刻而难忘，它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她的父亲是一名营级军官，因工作调动，从省城军营来到了我们这里的驻军。她随同妈妈和爸爸一同迁居至此，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篇章。
经过一周的辛勤努力，我终于搜集到了这些宝贵的情报。这一过程中，我甚至不惜以给初中同学任平松打一周饭作为交换条件，只因为他目前也在高二三班，能够为我提供一些关键的线索。
少女怀春，少男慕艾，这是每个十六、七岁高中生必然经历的人生阶段。
如果用对异性懵懂的好感来定义爱情，那么我敢肯定从见她的第一面开始，我就开始了我人生的初恋。也沉重地翻开了我情感历史的第一页。
从那天开始，我进入了漫长而又凄苦的单恋，为了有机会见到她，不怎么出教室门的我，一听到下课铃声，立即如离弦之箭奔出教室。
老师和同学们开始时还以为我是尿急，用一种同情怜悯的眼光看着我。
渐渐的，大家习以为常，把我这种火烧屁股式的狂奔定义为一种变态行为。因为没有哪个尿急的人出了教室就会优雅地开始踱步。
若干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高中同学还是调侃地叫着我的外号“关门向左”。
因为每次我冲出教室后，基本就是左转走向高二、三班的方向。
同学们就用我的姓氏起了一个听起来更像日本人名字的外号——“关门向左”。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渐渐领悟到了“关门向左”这一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深意——那是我为了能与她邂逅，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巧妙安排。这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我满心的期待与渴望，只盼能与她有一次不经意的美丽相遇。
很遗憾，在高中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同学聚会上，我再也没听到关于她只言片语的消息。
这样的情感状态，我难以确切地界定它是否全然属于单恋。因为每当我与她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中，总能从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情愫，仿佛有某种微妙的情感在悄然流淌。
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种躲躲闪闪、若即若离，渴望对视又羞于对视的迷惑行为。
反正，一种不同于正常男女同学关系的感觉在我的心里疯狂地滋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课堂上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师在黑板上笔走龙蛇，而思想已经自由地飞出了我的躯壳，神游在她那张圆圆的脸上。
随之而来的是到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时，我的名次已经从全班前三名滑落到十五名开外。
整个寒假，我都在父母的唉声叹气和冷嘲热讽中煎熬度过。
在他们心目中，这就是天塌地陷、人类末日一样的人间灾难。
这样的家庭氛围打垮不了我，但相思的煎熬却彻底击垮了我。
我得了一场大病，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切的说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持续高烧不退，烧到严重时就满嘴胡话。
这样的症状断断续续贯穿了我的整个假期。
爸爸妈妈夜里睡不着觉时，唉声叹气地达成了共识：以后别把孩子的学习逼得太紧，要是把孩子逼出个好歹，去哪捣腾这后悔药。
家庭氛围的宽松，症状的减轻，丝毫不能削减我心中的苦闷。
直到还有几天开学时，我收到了一封本埠平信。
村里帮忙跑腿的二胖，负责把邮递员送到村部的书信、包裹再分送到各家各户。
一天傍晚，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送来了一个贴着一毛钱面值邮票的信封。
我接过信，用虚弱的眼神瞥了一眼信封。寄信人一栏用钢笔写着娟秀的三个字：何雅惠。
我的眼前一亮，只感觉到血向上涌，心脏按捺不住狂跳。
恼人的二胖在这不恰当的时机竟然和我索要信封上的邮票。
据他的说辞，一毛钱邮票是本县内邮信的邮资，贴两毛钱的才是外地的信函。
起初对我收到来信这件事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父母，立即聚拢到我身边，用询问的眼光盯着我看。
在他们的认知里，本县内谁有事互相捎个话该有多方便，谁还会花钱买张邮票寄封信。这不是冤大头，就是其中另有隐情。
我在心里骂了二胖祖宗十八代，但脸上仍然装作若无其事，撕开信封，抽出信瓤，没好气的把信封撇给了翘首以盼的二胖。
我在父母的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不把这封信展开，那必然意味着我心有鬼胎。
我欲盖弥彰的解释，这一定是哪个同学迟到的拜年信。
我嘴上虽然很硬，却难免心中忐忑，用颤巍巍的双手展开了信纸。
信里的内容让我紧张的父母长舒一口气，却让我沸腾的心瞬间冷却到了冰点。
信纸上赫然是一道代数题，题的下面附了短短几句话：关宏军同学，这道题困扰了我很久，实在解不出来。听说你数学很好，麻烦你帮忙。谢谢!
母亲用嘴巴发出啧啧的声音，欣慰地对我说：“儿子你出息了，同学都写信来向你请教问题，你可不能骄傲，要好好学。”
我含糊的应了一句，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
当天夜里，听着父亲沉重的鼾声，我失眠了。
我遇到了一道难解的题，绞尽脑汁也猜不出她写这封信的用意。
若干年后，我和现任唐晓梅闲聊时提起了这件事。
她笑得前仰后合，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关宏军你情商真低。这个女孩分明是在向你示爱，又害羞说不出口，用了这么笨的方式。”
她分析说：“其一，两个素不相识或泛泛之交的同学会在假期写信吗？这是关系不合理；其二，她没有必要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问你数学题吧，这是需求不合理；其三，从关系不合理和需求不合理引申出来的就是动机不合理。”
最后她不容置疑地说：“她即使没爱上你，那肯定也是喜欢你。”
听到她的分析，我有些恍惚，也许那个年代，或许那个年纪，大家都是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表达的本身就是不便表达。
我没有回信，因为我算了一下，写好回信，再到乡里邮局寄给何雅惠，等她收到回信，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封回信。
那天后，我对开学从来没有过这样期盼。
我的蠢蠢欲动被母亲看出了端倪，她用告诫的口吻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当着二胖的面我没说你，给你写信的肯定是一个小姑娘。哪个小小子的字能写那么好？帮助同学，共同进步是好事，但千万不能早恋，耽误了学习你会后悔一辈子。”
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妈妈的话竟一语成谶!
8年后，在我的第一段婚姻走向毁灭的倒计时阶段 ，前妻张芳芳痛哭流涕地数落我：“关宏军，你当年在高中如果不胡搞，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好大学，今天我和儿子也不会跟你遭这么多罪!”
她说得对，按当时我的潜力，考到北京、上海也许不是痴人说梦。
她说得也不对，如果我考到北京、上海，还怎么可能有机会和她相遇，结为夫妻呢？
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悖论。
话题扯远了，再说回1993年2月28日开学的那一天。
我早早的等在高二、三班的门口，翘首以盼她的出现。
上课铃声响了，她没出现。
第一节课下课，我透过窗户，在嬉闹的同学中也没有看见她的身影。
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
总之，她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浑浑噩噩的混到下了晚自习，我在厕所里堵到了高二、三班的史平松，他神秘的告诉我，何雅惠奶奶病了，他爸爸休了假，带一家人回湖南去看她奶奶，人还没回来。
接着他鄙夷地对我说：“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们班里副县长的儿子追她都被拒绝了。人家何雅惠可是军官的女儿，听说她将来要考军校，怎么可能和你一个农民的儿子谈恋爱。”
我在弥漫着又骚又臭空气的厕所里凌乱了。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身份差距带给人的那种沉重压抑。
等我再看到她时，已经是开学十天后的事了。
那天上晚自习前，我同桌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用眼神示意我向教室窗外看。
我透过窗户，看见她在向我招手。
我脸臊得通红，因为班里同学都把目光投向了我。
不知谁吹了一个极富挑逗意味的口哨。
又不知谁喊了一句：“关门向左，有人找你!”
接下来，教室里哄堂大笑。
我在嬉笑怒骂声中，夹着尾巴跑出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