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昌在旧军队待过，养成了很重的兵痞军阀习气，把整个办事处搞成了他的私产，平日里挂着盒子枪、骑着自行车，带上十个八个手下去周边村镇集市上晃悠，看见贩卖私盐的老百姓就欺压盘剥，不光要没收私盐，还要交罚款，否则就抓到城里蹲大牢，不剥层皮别想回家。
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只是惧怕缉私队员手里的枪和棍棒，敢怒而不敢言。钱掌柜决定替老百姓出这口恶气，从泰安调了一支锄奸队过来，准备在本月初六的仲宫大集上动手。
刘子魁也想参与行动，被钱掌柜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他们这些潜伏人员有更重要的任务做，锄奸行动是不可以露面的，连混在人群中旁观都不行。
刘子魁只在事后看到了一个简短的汇报，锄奸队的同志故意假扮成卖私盐的，引诱李凡昌和他的狗腿子去查，等到对方蛮横抢夺私盐的时候上前拉扯，偷偷掏出枪来，抵着李凡昌的胸口从下往上连开三枪。
之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开枪是怕流弹误伤了周围的群众，同时也利用李凡昌的身体挡下那些缉私队员的还击。
结果李凡昌本来身中三枪还没死透，后背又被手下打成了筛子，眼见着不活了。
周边人群大乱，其他锄奸队的同志趁机撒石灰，喊大家快跑，鼓动群众冲击现场，枪声、喊声和弥漫的石灰粉一下子就把场面搅得大乱，锄奸队趁势混进人群里跑了。
一个人见人恨的汉奸就这么没了，事后周围的老百姓绘声绘色地描述经过，把八路军锄奸队吹成了神兵天降。
日军宪兵队去案发地调查了一番，发现仲宫大集汇聚的人员来自十里八乡，周边老百姓一致咬定说锄奸队都是生面孔，他们无从查起也就不了了之。
他们这边结案了，可城内的风浪才刚刚掀起。在钱掌柜的授意下，新搭建的地下党组织开始散播消息：“听说了吧，李凡昌被共党点了名还不收敛不听话，转眼就被干掉了，死得老惨了，身上的子弹头都挖出来了小半斤……”
老百姓就爱听这些半真半假、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快就搞得那些汉奸官员人人自危，再收到抗日报纸的时候全都老实了，不敢拒收不敢言语，甚至还要道一声辛苦递上几块钱来。
刘子魁可不收他们的钱，冷冷看一眼就走。
他越是这样冷淡，对方就越是狐疑惊惧，说话做事小心翼翼，简直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杀鸡儆猴只是一种手段，真正让大批汉奸官员下定通共决心的是当前的抗战形势。由于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大规模抽调华北、华东兵力，八路军、新四军抓住日军“后方真空”，全年发动了2万余次作战，收复县城160座、解放人口1200万。
整个华北地区有121个县被八路军完全收复，曾经的“沦陷区”如今成为“抗日根据地”的连片沃土。八路军也从“游击小队”发展成了“区域主力”部队，几乎每个村、每个镇都建立起了民兵部队。最重要的是抗日民主政府在收复区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尝试，减租减息政策深得民心。
甩掉了债务包袱后，各村男女老幼都积极投入生产，开垦荒地、种棉植树，打井筑堤、纺线织布。政府组织了代耕队、鼓励老百姓互助合作，成立了搿犋队、合作组。
并且由于锄奸队干掉了李凡昌，让各地的盐务缉私队成了惊弓之鸟，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出门，更不敢上街欺压老百姓，于是根据地的民兵武装成立了运盐队，公开贩运盐、硝等商品，帮助老百姓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挣了钱，吃上饱饭的老百姓开始上民校识字班，学习写路条、记账。人人都会说两句“劳动创造世界”这样的话，人人都懂“谁养活谁”的道理。冬天田里没什么活，各团体组织乡邻上课学习，村口经常挂上小黑板，儿童团的模范小先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指着黑板上的字教大人跟读跟写，学会了才能走。
临近春节，各村锣鼓喧天歌声缭绕。秧歌队、高跷、龙灯、小车、旱船十分热闹，甚至有的老大娘也高兴地扭起秧歌来。文化娱乐活动把农村朝气蓬勃的气氛完全表现出来了。
宣传队的同志把这些新变化、新气象写到报纸上，有那眼光独到的专门写了一个新奇的新闻点：“过去老百姓拜年说‘恭喜发财’，这时说‘翻身翻身’了。”
在群众集会和闲谈中，随时可以听到“八路军是恩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口号和议论。识字班的姑娘们说：“过去封建社会过年才吃饺子，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改善生活就吃饺子，到社会主义社会，天天吃饺子。”
连地主也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过去佃户不尊称他“老爷”他就认为佃户“无礼”而加以报复；现在如果再称他“老爷”，他就马上面红耳赤，认为是对他的讽刺挖苦。
这些变化发表到报纸上，随着报纸的宣传也深入到沦陷区老百姓的心里，大家开始盼着八路军打到城里来，早日解放他们，盼着翻身呢！
有些心思活络八面玲珑的伪政府官员也开始两头下注了，他们不知道刘子魁的真实身份，但大体猜到这小伙子和共党有联系，于是每次见到他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说点内部情报，通过察言观色来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立功抵罪。
这些情报五花八门，有日本商号倾销鸦片的，有日军均需不足需要采购粮食的，还有日本军官调动情况之类的。刘子魁会把这些一一记录下来，临走的时候会给对方一个笑脸，留一颗红豆。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可是汉奸官员们已经从报纸上了解了“红黑榜”政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激动得好像捡回一条命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