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史书或是后人怎样评价这位了翁先生。不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了翁的《尊尧集》却是引发了元丰、元佑两党于徽宗朝再次争斗的一根导火索。
于是乎，留在“政和初春”的“崇宁残雪”再心入。
于是乎，便又是一个“自此浮沉不由人”。朝中两党又将那“知性相杀，薪火不断”之事重来。
然，如此势均力敌的争斗，却是给了吕维这帮人一个天大的时机。却又让吕维一个扼腕叹息。
自家这一手“德洪冒籍讪谤”阴损还未使出，那天觉相，就已经在两党第一波次的争斗中倒下了。
天觉相虽为人中刚，但是，让他处理通货膨胀这等，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着实有些难为他了。
倒不是这张商英无能，北宋的整个政府本身，对于处理这种复杂的经济情况的经验，却不能说是不足。那叫压根就没有啊！
咱们改革的初期，还有美国这块石头可以摸着过河。
北宋那会？美国？整个欧洲还不知道在哪里转筋呢。
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呗！
别闹了，那会我们就是那块河里的石头！整个世界都在等着摸着我们过河呢！
然，更要命的是，但凡有点经验的都被干掉了，比如说蔡京。
咦？怎么说蔡京精于此道？
倒不是他精于此道。而是这位三朝元老一直在从事这件事。拆东墙补西墙经验比较多罢了。基本还能让政府不至于丧失经济的把控能力。
北宋的那场经济危机，源于“准备金”不足而导致货币超发。并且到哲宗朝后期，也就不要什么准备金了，直接发行算了，反正准备金老是不够用。
到了徽宗朝，崇宁年的货币改革，将“交子”改为“钱引”的同时，有用《募役法》让富户出钱，全国性的搞大基建来盘活经济，然却只是一个稍微暂解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然，蔡京杭州居住后，交子又是一个“不蓄本钱”的大规模的超发。至大观四年便是一个“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可笑吗？不可笑。没经验罢了。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这样，我们现代人看来既可笑的又愚蠢的作死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也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必由之路。
毕竟，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行。
雷，总得有人去踩的。
这经济危机麽，说起来倒是简单。
比如说一个封闭性的社会，有一百人来说。
假设，这个一百人社会所创造出来物资也是完全够一百人用的。而且，资源分配也是平均的。
每个人都有百分之十。这样就能达到一定的社会基本平衡和稳定。
但是，现在这一百人中的一个人就占有了全部资源的百分之九十，那么剩下的就九十九个人，也只能分到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十。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现象，整个社会的资源、货币只有那么多。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消费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替代其他人的消费力，因为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力是不能划等号的。
消费能力是我有这样的能力，消不消费看我自己的意愿。消费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被迫的，关乎生存的刚需。
但是，一个社会的消费趋势，往往是向高附加的值商品趋近。也就是向消费能力趋近。
而对于生活必需品的低附加值的刚需，他们的消费力也就是和原来的差不多。
这就造成了低附加值刚需商品的消费力不足，高附加值的商品生产过剩。
而那些手头只有百分之几财富的九十九个人，由于消费力不足，又买不起那些低附加值的刚需产品的话，那就会造成整个社会产能过剩而整体的消费力下降。
社会消费力整体下降又会造成新一轮的生产力过剩。
这样的话，也就造成了这个小社会整体的冗余财富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看似富足，内里却是整体社会的积贫积弱。
也就是钱确实很多，但是，有钱的因为消费力，钱多的没地方花。
没钱的又几经努力却依旧挣不到钱，从而产生绝望性的躺平，进入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低消费。这样的话自然也没钱去消费。
如此，便是进入了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而且，一旦形成，这种差距会逐渐拉大，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这只是一个乐观的、简单的理想状态下的假设。实际情况，要比这一百来人的封闭社会要复杂得多。
这种复杂情况对于改革派的元风党而言，也是有经验应对的。比如说，王安石的《募役法》。
《募役法》说白了，就跟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朝廷派下徭役，穷人出力富人出钱。出钱的可通过雇佣穷人来免除徭役。
蔡京也有他的经验：扩大政府性投资行为，利用王安石留下的《募役法》继续从富户身上抠钱！
抠出来的钱拿来进行大基建。雇佣贫民，去兴修水利、挖运河、办官学、修驿道、资助居养院……
甚至不惜对西夏、河湟之地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
崇宁年间，全国各地玩命的修建漏泽园、居养院、安济坊等等，这些个“官办贫困救助制度和组织机构”。你以为那蔡京良心发现啊？那只不过是对付日益膨胀的经济危机的手段而已。
然而，对付通货膨胀性的经济危机，基础建设以及慈善机构、社会慈善事业大量的投资，对拉动经济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起码能让富户手中过剩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让贫民中过剩的社会劳动力都能挣到钱。从而刺激大宗的低端刚需消费，使得大量的生产力向低端消费品倾斜，让货币流通性增加。
而且此举能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交子也好，钱引也罢，不流通不进行交易的话，那就是纸啊！如此元佑党人口中的“与民夺利”、“虚耗国帑”倒是比经济崩溃好一些。
那张商英倒是看不到此间奥义麽？
可以很坦诚的告诉你，能看到，但是他干不了。
为什么干不了？有皇帝帮他撑腰耶！还不够他臭屁的？
然而，即便是有那说话不怎么算数的皇帝撑腰，那元佑党人也不允许他怎么干，全国绝大多数的豪民富户也不允许他这么干。因为那些个豪民富户可是他们诗酒田园的金主，得罪不得。
那天觉先生本就是元佑党籍，但因本人“持中”的执政理念在那元佑党人心中便是个异类。
本身就有“谓蔡京虽明绍述”的口实，这一但效仿了蔡京，行那《募役法》便是做实了这个叛“党”的罪名。
其二，从富户身上抠钱？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上基本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从富户身上抠到了钱，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富户也会想尽办法再把钱再给弄回来。
届时便又是一个官商勾结，吏“携礼乱政”，豪民“殃民牟利”，闹不好激起民变倒是一个不好收拾。
咦？你说的太绝对了，“吏”怎可“携礼乱政”？
哈，首先说这“权”是自下而上的。文彦博一句“务要人推耳”说出了多少无奈？
其二：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身在基层的，看似良善之人得“权”之后是什么样的。
即便是小区门口的一个保安，你给他一个警棍试试？
那些曾经善良的，存在于社会底层的老人们，绝对有能把一个小区活生生的变成一座监狱。
并美其名曰“管理”，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绝对有这样的权力，去实行这个“管理”。
“管理”在这个词源于意大利文 maneggiare 和法文 manage 演变来的，原意是指“训练和驾驭马匹”。
所以说，这管理的“管”字便有一种强制的意思在里面。即，通过武力或者是律法的手段去加以约束。
而“理”是“梳理”，“理顺”的意思。
意思就是：理顺了关系，再形成有效的法规去进行相应的约束。
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后面的“理”给选择性的省略了，就剩下“管”了。
不接受“服务”？“管”得你接受“服务”！反正你家在这个小区，你家里还有你的老婆，你的母亲，和你的孩子。你在我手里并不是没有软肋！
民众且是享受这管理的“服务”？姥姥！看看现在的物业管理公司的德行你就知道了。
此类事现在都常有，更不要说几百年前的宋朝。
况且那会作为管理者的小吏，思想还没“先进”到现在的这种程度，还停留在“祸不及家人”的状态。
闲话扯远了，倒是给人落下话柄。书归正传！
然，对天觉而言，如此现状倒是一个方法是有，但无计可施。
一则，此翁为人正直，既不屑那蔡京“舞智御人”之阴诡的手段，又无蔡京那“天资凶谲”的杀伐决断。
其二，对于那种“睥睨祖宗之法”此等不道之举，他又选择了珍惜名誉，大抵是不太可能做的出来。
所以，让这样有珍惜羽毛，又瞻前顾后的好人，去治理这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也只能一味的咬着货币改革不放。
但是，这会，只进行一场单纯的更改币值的“货币改革”肯定是不行了。
真正解决方式，是让货币重新流通起来。而且，钱币上面的数字，在流通面前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倒是个屋漏偏逢连天雨。
七月戊子，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吕惠卿守本官致仕。
这个元丰党改革激进派的二号人物，自此离开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如此，元丰党团势弱。
朝中失去了吕惠卿这个大个子吸引伤害，那本就持中的张商英倒是成了朝中元佑、元丰两党共同之眼中钉也。
于是乎，八月，己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商英出居城西僧舍，交御史台定夺。
御史台有言：“商英为政持平，谓蔡京虽明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
倒是高举轻打，无关痛痒尔。可见，官家也不甘心屈从于这两党相斗的威势。
然，官家态度暧昧也不顶一个鸟用。
那吕维暗植党羽便看中时机，再下一城，遂众疏击之。将那洪德和尚“冒籍讪谤”之事旧事重提。揪住官家将那痛处再戳一下。
如此便又是一出“真龙案”之翻版。
其结果很直接，也很自然：“帝颇严惮之”。
辛丑，商英押入。不出一个月三次般出。
御史中丞张克公“历数其十罪状，伏望收还相印，明正典刑”。
哈，这张克公干脆叫张十条好了，谁遇到他都能让他“历数其十罪状”。也是比较有意思。
丁巳，诏张商英，罢尚书右仆射，除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
那位说了，知足吧！知河南府也是不小的官了！至少还跟你保留个省部级的待遇，结局还是不错的。
但是，保留是暂时的，结局却是注定的。这“知河南府”前面加一个“出”字意思就不一样了。
出，为“逐出京城”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已经被踢出“京官”序列了，更不要说什么“朝堂议政”了。
而且，北宋来说，“出知某地”的官员一般都是监视居住，不得擅自离开，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出知地的某个城区。
这个待遇基本上和坐牢是一个概念，也就是放风的地方稍微大一点而已。
要不然后来徽宗赐他一个“自便”便是感动的这个老头子像个被人痛打了一顿，又塞了一块糖的孩子。
自此，这位历经三朝，为人持中，尚能勉强权衡朝堂的天觉先生，便无奈的告别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后，“寻落职知邓州，再谪汝州团练副使，衡州安置。于宣和三年郁郁而终，年七十九”。
此乃后话，且书归正传。
却是不到几月，朝中风云变幻。
这席卷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货币信用危机没能得到解决，倒是两党合力，成功的解决了一个宰相。
既然已经达成目的了，那就赶紧处理经济危机吧？这玩意发展起来且是要命的！
不介！此时便是要痛打落水狗！好不容易这元佑党占了上风，不玩出点新花样都对不起这千载难逢的“盛世”！
于是乎，便是一腔余勇追穷寇，将那朝中、地方看不顺眼官员该革职的革职，该问罪的问罪。
先占了地盘稳了阵脚再说做事。
一时间，那御史台、大理寺且是忙的一个不亦乐乎，来应对这朝野间一番不见血腥的刀光剑影。
以至于将相纷纷落马，公侯亦不得独善其身。
其中，也包括汝州一任的那位镌刻“汝帖”的十三郎。
以昔日其父“密与夏人谋反国。迟至尊候神，且图不轨”之罪在兵部侍郎任上被参。
然到得那台狱中，却遇到了同样官衣未去的许多故旧亲朋。
冤吗？倒是一个冤枉，如果他那爹当年真的要反，北宋的满朝文武倒是没几个人能把他怎么样。
所以说，也别说南宋的枢密院副使岳飞死的冤，比他冤的多了去了。
自他有了“岳家军”这个称呼的军队之后，“莫须有”，就已经成了一件注定之事。
可是，岳飞是忠臣啊！怎么也杀的？
忠臣？哈！“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说这话的乃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荐跻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余年的文彦博。
况且，这千古骂名的脏活，即便是没秦桧也会有张桧、李桧去干。
别说岳飞，就连那枢密使之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狄青，也因为一句“兵者阴也”出知陈州。这事可是我们的大文豪欧阳修一手操办的。后世也是不断有人为欧阳修去辩解，言：秦桧为私，欧阳修为公。岳飞死于刑场，而狄青是死于心中不忿。
然，比起王采的“乃下大理，狱成，弃市，昺窜琼州”而言。至少秦桧这厮还未赶尽杀绝，还给我们的岳武穆“留其妻、子”。
但是，想赶尽杀绝的人倒是个大有人在。
这可不是我胡说，宋人王文清所着《玉照新志》上有载：“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留，乞绝其急需，使尽残年。’秦得其牍，使札付岳氏。士大夫用心至是，可谓狗彘不食其余。”
这德行连秦桧这样的烂人都开始骂人了，狠毒可见一斑。
不过，这《玉照新志》非正史，多谈神怪及琐事，亦间及朝野旧闻及前人逸作。他说的我也不知道做不做得数。
然，由此便能看得出来，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些个什么德行。
岳飞和狄青的冤，与那王家而言，却是个比不来。
这王家自其祖王师诚，便是一个赠金紫光禄大夫。
后有王令极，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王世规，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王振，官至奉礼郎。
王韶，累进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官至枢密副使。
王夏，官至大理寺丞、三司勾当公事。
王厚，赠为宁远军节度使……
这一门四代军功累世的王家，到得这徽宗朝，却落得一个真真的赶尽杀绝！
说这十几年前的旧事，这会子翻出来新账旧账一起算，亦可看作元佑党人携私报那汝州瓷贡之一箭之仇也。
真真的作出一个“狗彘不食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