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白城体育场的法国王室包厢内，鎏金烛台的光芒映着海军预算报表上的数字，阿尔芒·法利埃总统的钢笔在“地中海舰队扩编计划”旁悬而未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雪茄烟雾缭绕，将窗外联合帝国代表团的龙纹旗帜晕染成模糊的色块，他的手指在“新造三艘‘丹东级’战列舰”的提案上敲击：“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主炮口径已达12英寸，我们的‘让·巴尔’号还停留在10英寸——再不下决心，苏曼的南洋党船队都敢在马赛港外‘演习’了。”
包厢门被猛地推开，外交部长皮雄的礼服后摆沾着看台上的草屑，声音因急促而劈叉：“总统先生！总理先生！休息区爆发冲突！德国击剑选手卡尔·舒曼辱骂法国是‘懦弱的商人国家’，说自己生于洛林的梅斯，却‘耻于与法国人有任何关联’！他的口音混杂着阿尔萨斯土语，一半是德语的硬辅音，一半是法语的软元音——就像斯特拉斯堡市集上那些被德国化的小贩！”
法利埃的钢笔“啪”地砸在报表上，蓝黑墨水在“突尼斯海军基地”字样上晕开：“梅斯……”他的叔父曾是洛林地区的法官，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签订时，带着象征司法权的铜印流亡伦敦，那枚印鉴现在还锁在包厢的保险柜里，“1870年德军围城时，梅斯的面包师把最后一块面粉做成了三色旗形状；1882年波斯被瓜分时，洛林志愿军在联合帝国的缅甸行省作战，头盔上还别着法国徽章；现在一个喝着摩泽尔河河水长大的年轻人，居然说自己是德国人？”
克列孟梭猛地掐灭雪茄，火星溅在丝绒地毯上，烧出一个焦黑的小洞：“这不是年轻人的错，是三十年‘日耳曼化’的毒果！”他青年时曾以记者身份潜入阿尔萨斯，亲眼看见德军拆毁法语学校的钟楼，用克虏伯工厂的废渣填平葡萄园，“威廉二世在斯特拉斯堡推行‘德语优先’，教师必须宣誓‘忠于德意志帝国’，法国牧师被流放到多哥；洛林的铁矿被强行并入鲁尔工业区，矿工的工资用马克结算，孩子从小学就被教导‘洛林是德国的心脏’——那个舒曼，不过是被精心栽培的标本！”
皮雄展开的情报夹里，贴着阿尔萨斯-洛林的教育大纲复印件，“德意志历史”课时是法国史的五倍，地理课本上的“莱茵河边界”被红笔涂改成“自然疆界”：“更棘手的是经济捆绑。梅斯的钢铁厂70%产品供应克虏伯，斯特拉斯堡的纺织厂依赖印度帝国的棉花，通过德国商船运抵鲁尔——当地人的面包来自德国面粉，工资来自德国工厂，自然容易被洗脑。就像联合帝国的中南联邦，靠着南洋党的橡胶出口，表面自治，实则早被苏曼的资本网缠住了手脚。”
“必须用文化对抗文化。”法利埃突然起身，礼服后摆扫过堆放的海军图纸，露出一张标注着“阿尔萨斯运河”的旧地图，“给教育部发电，编印《洛林谚语集》《阿尔萨斯民歌选》，通过法国驻科隆领事馆偷偷运进去——让他们知道，‘面包’在摩泽尔河谷永远读作‘pain’，不是‘brot’。”他指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包厢，“刚才爱德华七世的私人秘书来传话，说乔治五世愿意在印度帝国的棉花贸易上让步，条件是法国支持英国在摩洛哥的采矿权——用商业渠道输送法语书籍，比军舰更有效。”
克列孟梭却冷笑一声，指节叩击着陆军大臣梅西米的密电：“陛下太天真了。1870年我们靠《马赛曲》保卫巴黎，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雅克·勒梅尔宣称‘忠于德国’时，靠的可不是民歌。”密电显示，德国陆军在洛林增派了配备仿制“阎王机枪”的两个营，“给联合帝国南方党发密函，周伯宜不是想从法国进口染料吗？我们可以降价三成，但条件是他的江南织造总局‘顺带’向阿尔萨斯的法国侨民供应丝绸——让他们用带有三色旗暗纹的布料做衣服，比任何宣言都响亮。”
“周伯宜未必肯冒险。”皮雄提醒道，南方党与南洋党的矛盾正深，苏曼的船队上周刚在马六甲海峡拦截了南方党的棉花船，“他的重心在江南纺织业，勒拿河的军费纠纷已让北方党处处刁难，未必愿为法国得罪德国。”
“他会愿意的。”克列孟梭从公文包取出南洋党苏曼的贸易报表，上面显示南洋联邦的橡胶正抢占法国殖民地市场，“苏曼在中南联邦的橡胶种植园，用的是德国克虏伯的农具——告诉周伯宜，只要他帮忙，法国就支持南方党垄断中南联邦的丝绸贸易，挤垮南洋党。联合帝国的党派斗争，就是我们的机会，就像德国利用阿尔萨斯的经济捆绑，我们也能利用他们的内斗。”
包厢外的走廊里，传来德国代表团的欢呼声。威廉二世正与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碰杯，香槟在水晶杯里晃出金色的涟漪，卡尔·舒曼站在一旁，胸前的德国国旗徽章格外醒目。法利埃望着那片晃动的黑白旗帜，突然想起叔父临终前的话：“1871年梅斯的市民把三色旗缝在衬里，德军搜查时，他们就说那是‘擦汗的布条’——真正的忠诚，从不需要挂在嘴上。”
克列孟梭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突然指向联合帝国代表团的休息区。吴景明正调试喷火机枪的燃料阀，南洋党副党首陈德康在一旁比划着什么，两人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看，连联合帝国都在暗中准备。”他低声道，“李光的北方党在波斯湾造舰，苏曼的船队垄断航运，周伯宜的丝绸换染料——每个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德国想靠洗脑巩固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就能靠文化和利益撕开缺口。”
这时，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的秘书送来便条：“乔治五世陛下邀请法利埃总统共进晚餐，讨论‘共同维护欧洲文化遗产’——实为商议如何制衡德国在非洲的扩张。”法利埃接过便条，钢笔在背面写下“同意”，墨迹透过纸页，在海军预算报表上留下淡淡的印痕。
夜幕降临时，白城体育场的灯光次第熄灭。法国代表团的专列即将驶离伦敦，皮雄最后检查行李时，发现克列孟梭偷偷在公文包里塞了一本《阿尔萨斯-洛林地图集》，扉页上用铅笔写着：“1870-？——未完成的历史”。车窗外，卡尔·舒曼的身影出现在站台，正与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交谈，神情恭敬如面对导师。
“他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法利埃望着那个年轻的背影，轻声对克列孟梭说，“摩泽尔河的水既灌溉过法国的葡萄园，也滋养过德国的麦田，但河底的鹅卵石，永远记得自己属于哪个河床。”
克列孟梭没有回答，只是将那本海军预算报表折成整齐的方块。报表上“新造三艘无畏舰”的提案旁，他用红笔添了一行小字：“预算需追加文化专项——用于收复被遗忘的语言与记忆”。
专列驶离伦敦时，车厢里的时钟指向午夜。法利埃望着窗外掠过的灯火，那些光点像散落在欧洲大地上的棋子——德国的工厂、法国的葡萄园、联合帝国的自治领、英国的殖民地，都在夜色中闪烁。他知道，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争执，从来不止于一场体育冲突，而是一场漫长的博弈，用子弹，用丝绸，用课本，用时间，直到河底的鹅卵石重新记起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