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风从江面吹进小礼堂，白板上还留着昨天的三行：先红点，后绿线；先证据，后叙事；先边界，后速度。
秘书推门而入：“吏部两位处级干部，按联络单说是‘例行调研’，已到实战基地门口。”李一凡点头，只叮嘱一句：“不接机，不陪跑，不另开绿灯；按观察点流程走。”
实战基地的大厅不挂横幅，墙上只有“失败样本公开课”的海报和“并联短表闭环看板”。
两位“调研员”修改了来宾证头像，在岗人员照规程“抽签—核权属—并联—回执”走，几次突然提问都指向制度缝隙。第三次提问落在“窗口压时限有没有‘演示脚本’”。
窗口小姑娘愣了两秒，按按钮叫出“错—改—证”录像样本，屏幕恰好卡顿。镜头里，培训讲师正在复盘一段“假表冲时”的失败样本。调研员没有表情，围观的人群里，却有人悄悄举起了手机。
三小时后，网上出现一段不到三分钟的剪辑。第一秒是“欢迎词”特写，第二十秒切到“讲师演示”，一分钟处突然闪出“回执亮灯”的画面，最后十秒停在“干部画像三曲线”的图表上，字幕只有八个字：提前演练，假装高效。标签很快被顶上去：#摆拍基地#、#冲时骗局#。
省宣传口第一时间问：“要不要‘辟谣’？”李一凡摇头：“不辟谣，先把证据包准备好。”
他把纸翻到新一页，“证据包一：调研两人的门禁与抽签记录；证据包二：那段‘卡顿录像’的原始长度与哈希；证据包三：今天的闭环中位数和群众回执编号列表。凡星做白话卡，给群众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严承陆赶来，话不多：“这不是舆情，是一次‘程序考试’。先扣程序，再动口。”他把“不可复制清单”贴到桌角，“谁敢用欢迎词当挡箭牌，谁先被挪开。”李一凡点头：“观察期岗位，先从基地调两人出去，待检核完再回。”
透明指数的“延迟看板”被改成了“事件看板”。凡星团队把三条证据位分成三页：门禁照片、抽签日志、讲师复盘视频的时间码。
白话卡写得直白：你看到的讲师演示，是失败样本公开课；你看到的亮灯，是回执验证的最后一步；三分钟不是表演，是复盘的一段。
评论区先是冷笑，有人问：为什么不把欢迎词删掉？凡星的回复只有一句：欢迎词也留痕，也编号——它不是演出，是礼貌。
晚上八点，吏部调研组的正式函件以系统渠道抵达，询问三个问题：公开课是否“演示优先”、并联短表是否“预留通道”、干部画像是否“可被冲刺”。秘书把函贴到白板上，旁边三列空白待填。
李一凡拿起笔，写下回应的结构：“一，证据位；二，流程图；三，边界注释。”他先把“讲师演示”的原始录像哈希嵌进版本对照，标注“发生在x月x日公开课（失败样本第x号）”。
接着调出当天的时间轴，把“欢迎词—抽签—核权属—并联—回执”的节点分拆，给每一步加上“群众给分”的截图；最后一列写“边界三条”：不得预留窗口、不得替代抽签、不得剪去失败过程。
严承陆补上一句：“如发现‘剪辑造势’，按程序记失信；如属误会，按制度公开。”
网端的攻势没有停。某省一家自媒体连发三条短评，直接把“实战基地”称作“摆拍车间”。省长问：“要不要起诉？”李一凡摇头：“先让他们看编号。
凡星，把‘三分钟剪辑’做成‘十分钟复盘’，标题叫‘我们到底错在何处’——从‘卡顿’开始讲，把‘如何防止冲时’掰开给大家看。”
十分钟短片挂出，先亮“红点”，再跟“绿线”。讲师自己出镜，说“这段是我们最尴尬的一分钟”，然后对着镜头揭开“冲时”的常见套路，示范“如何让并联短表挡住假表”。
字幕没有热词，只有编号与时间码。评论区里有一条顶了上来：“原来‘可复制件’也包括‘错法’。”又有人留言：“我宁可看这种难看的复盘。”
午夜前，“观察点台账”上线。在“证据位验证台”的页面底部，有一个位置闪着绿色的灯，名字简单：群众回执服务台。当晚有三百多条咨询，最多的问题是“抽签如何保证不被内定”。
技术骨干把“抽签算法”的白话卡做成三页，就像把抽屉一格格拉出来给人看。第二天早晨，留言区里出现一条问：“如果有人在‘欢迎词’里夹带暗示呢？”严承陆亲自回：“欢迎词不能夹暗示，谁夹谁离场；谁敢在制度里加小纸条，按程序处理。”
第三天上午，吏部把两位“调研员”的检查纪要发过来，语言克制：“未发现‘预留通道’，存在‘讲解与演示画面剪辑误读’风险，请继续优化公开课呈现形式。”这份纪要在系统里流转，没有对外。
可就在同一小时，外网又冒出一篇“匿名长文”，用无处不在的假设语影射岭州“制造政绩泡沫”。标题虚张声势：“你看不见的排练”。
宣传口建议回应。李一凡把长文打印出来，放在案头，只说了一句：我们不用形容词回击，用书面材料回击。
他把《大夏改革》杂志的约稿单拿起来，“我自己写——把‘实战基地’写成一篇错—改—证的技术文。别辩论，我们把如何让错站在灯下’写给全国看。
当天傍晚，实战基地的小讲堂坐满了人。屏幕上没有欢迎词，开场画面就是那段卡顿的一秒定格。
讲师深鞠一躬：抱歉，这是我们的尴尬；也谢谢，这是我们的教材。他把假表冲时”的三种手法拆成三张卡，演示制度如何绊住它。
观众席里一位老窗口抹了把脸：讲得好，难看但有用。李一凡坐在最后一排，没出声，只在本子上写下八个字：把丑摆灯下，把美藏回去。
夜里十一点，十分钟复盘的播放量破百万，弹幕意外地克制。有人问：为什么不把欢迎词取消？底下有人回：取消礼貌，不等于增加效率。
又有人问：这么公开，会不会让坏人学会改招？技术骨干的答案贴在屏里：坏人会更新，我们的制度更新更快；这就是‘可复制件’的意义。
窗外的风压了下来，树影在路灯下像水波一样晃。李一凡合上本子，对秘书说：“明天联络《大夏改革》，就叫《把错摆在灯下》。”他停顿了一下，“删去所有形容词，保留所有编号。”
秘书应了一声，走到门口又回头：书记，外省那篇匿名长文……李一凡抬起眼，目光很静：让它挂着，我们用下一章回答。
走廊尽头，观察点的三块牌子亮着：编号与注释台、证据位验证台、群众回执服务台。灯光不刺眼，却稳。
严承陆从另一头走来，把一份名单塞给他：观察期岗位，按画像排序后，今晚公示。李一凡看了一眼第一页，点头：好。
记得加上那句话——岗位用画像，画像用证据，证据归编号。”
手机震动，是出版社的回信：欢迎来稿，最早下期排版。李一凡合上手机，站在窗前，城市的光带成一条河。
他知道，舆论的第二轮不会放过岭州，但他也知道，自己的语言里已经没有愤怒和高亢——只有编号、证据和回执。下一步，是把它写成全国看得懂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