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城市的外卖大战已然进入白热化阶段。街头巷尾仍是京东与美团的营销大军攻防不休，然而随着第一轮补贴狂潮过后，城市的面貌也悄然起了变化。
一线商圈广告牌轮换频率变得更加密集，商户投诉平台“过度干预经营”的声音开始涌现，部分社区居民甚至因为平台骑手在高峰期逆行、占道、堵门，而打了热线。“这场大战已经不只是市场之争，而是触到了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
市市场监管局的数据平台上一周内“外卖平台相关投诉”栏骤增472条，集中爆发期甚至高达单日百余起。市委办、政研室接到汇总报告后，第一时间上报李一凡。
这一晚，李一凡召集星城市政法委、市场监管局、网信办、商务局、政务数据中心等单位核心骨干，在市委六楼召开闭门会议，讨论下一步治理方案。他没有寒暄，一落座便直言不讳：
“平台是市场的重要组成，但市场不是任其自发生长的荒野。资本要跑，城市也要稳。我们不能一边推动招商引资，另一边却在市民的生活半径内放任‘平台压榨—商户不满—骑手奔命’的恶性链条。”
“光靠市场手段解决不了，也不是简单搞‘谈话提醒’能摆平的。”他手指敲着会议桌，缓缓说道，“这一轮要从两个方向入手，双轨推进：商户信用体系与骑手社保机制，一起上。”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卫东第一个开口：“书记，商户信用体系我们此前有过构想，但囿于数据分散、平台不配合，始终没落地。”
“所以要换思路，”李一凡看向市政务数据中心主任郑清，“把凡星投资旗下的数字科技公司调进来，市里和省里的数据权限先开放一部分，做试点。不求一步到位，先从五一广场、大学城和五个社区做样板。”
“政务数据加持，平台系统挂钩，构建一个能打通商户信用评分、履约率、用户满意度与税务社保数据的‘商户画像’。
以后平台补贴、资源投放、是否可列入政府采购推荐名单，都可以靠这个来筛选。我们不再管平台怎么抽成，但我们可以决定它们未来在城市里的空间。”
至于“骑手社保”，他抬手点名副市长陈启明：“你是市人社系统出身，这个你来牵头。”
陈启明点头：“我们已经和凡星财务联合建模了一套骑手灵活就业保障方案，用平台服务费按单计提‘用工保障金’，政府、平台、投资方三方各占比补贴，入驻星城市的骑手可统一纳入‘新型社保试点人群’。”
“市人社部门正在制定《本地生活行业新就业形态用工引导办法》，预计下周挂网公示。”
李一凡轻轻点头。十年前，他就在重生前的四九城会议室里听过那一场震惊全国的报告——平台用人“零责任”、商户维权“零保障”，最终让地方经济空有交易额，没留下半点城市发展红利。
这一世，他要把最早那口井在星城市打出来——让平台资本跑得快，也要让它们为城市多留一滴水。
会议最后，他一锤定音：“先试三个月。凡星来搭台，京东和美团必须进机制。不进，就请出星城市的商圈；进了，就必须服从我们的规则。凡星可以出面谈，但底线由市里订。所有信息，都要上链、归档、留痕——政府要有追责能力，也要有奖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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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星城市关于构建本地生活平台商户信用与用工保障试点制度的实施细则（草案）》对外挂网。
两项制度并行：
1.\t商户信用机制：平台须同步上传入驻商户近半年履约率、客户评价、退单比、是否有投诉等核心指标，形成“商户公信评分”，由市监管平台汇总并对公众公开。
连续3个月评分低于警戒线，将列入“重点观察商户”，平台必须限时整改，否则政府有权暂停其参与各类本地生活相关活动。
2.\t骑手社保制度：星城市将建立本地骑手社保专项账户，平台每完成一笔订单按0.2元计提，月度结算；政府和凡星投资按比例给予社保补贴，确保骑手基本医保、工伤险、年终体检等权益落地。
政策一经发布，媒体即刻跟进。《大夏日报》头版刊登专题评论《城市规则，从保护小微开始》，其中写道：
“从商户的口碑到骑手的保障，从平台的权力到城市的底线，星城市走出了一条制度与资本共舞的新路径。公平市场，从不靠情怀支撑，唯有靠规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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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潇湘省会四九城，省委常委办公会议正在进行。
省委书记赵建国坐在会议桌首位，翻阅着前夜送达的《星城市平台经济制度改革动态简报》。他边看边沉思，旁边的省长李尚民轻声提醒：“赵书记，今天您说要听听李一凡同志对这项制度的通报。”
“请他进来。”赵建国合上文件，向门口点头。
李一凡身穿深色西装走进会议室，神情冷静，落座后简洁明了地陈述：
“我们之所以在平台大战中推进制度治理，是因为一个教训——以前地方政府总想跟平台‘谈’，但谈的是优惠、是招商、是流量，却不是规则、不是约束、不是责任。”
“如果政府永远当‘协调员’，而不是制度制定者，那平台就会永远只对利润负责，而不是对城市负责。”
这句话，在会议室里砸出沉沉一响。
赵建国缓缓点头，随后转头看向其他常委：“我们以前讲招商引资要讲方法，但这个方法是不能失掉底线的。
如果一个城市招商之后，是把劳动关系打散了、把小微逼退了、把法治给稀释了，那就是招商自残。”
随后他宣布：“省平台经济专项协调小组成立，由李一凡副书记牵头，整合省发改、商务、工信、人社、网信、政数等力量，先在星城市试点基础上，全省推广。”
“从这次开始，不是让政府去给平台打工了，而是让平台来为地方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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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平台大战从市场层面的地推战、补贴战、合同战，已经升级为制度与资本的交锋。
这场战争，不再只是“京东与美团”的竞争，而是制度治理者与利益结构之间，围绕“谁来制定规则、谁来服务城市、谁为公平买单”的时代命题的正面碰撞。
李一凡没有下令封禁任何一家企业，也未搞“运动式整顿”，他只是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用一个又一个制度提案，把游戏的筹码从牌桌下拎上桌面。
他要让这场外卖大战，不再只是一场烧钱竞速的资本游戏，而是一场为潇湘省、为星城市争夺城市治理未来主导权的制度试炼。
而这，仅仅只是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