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哭陵事件，明面上爆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江南各地拆孔庙、毁圣像的运动，和我们在衢州将南孔那些先师后代拉出来公审的原因，但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孔庙、孔像，还有世代荣华的先师后裔，是先师所提倡和希望的吗？”
“自然不是，恰恰相反，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为先师所反对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与其礼仪奢华不如节俭、与其仪式周全不如诚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求道问理，当把重心放在人间的实践上，对超验的 ‘鬼神’ 或具象的 ‘偶像’当保持距离，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对‘形’的崇拜上。”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师也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富贵，更反对横征暴敛，主张‘敛从其薄’，其后代子孙，以世代的剥削供养起一家的富贵，让衢州百姓饱受其害，岂不是与先师的观念背道而驰？”
“先师有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反对门生将自己尊为‘圣人’，一生都强调自己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普通人，但许多士林人物，却建庙宇、塑圣像，将先师尊为天纵圣人，祭拜如拜鬼神，这岂不是也大逆先师之道？”
“孔庙、圣像、世代荣华的孔氏后人，这些旧文化、旧道德的代表，明明白白都是和先师的言论理念相冲突的，显然并非发源于儒学之上，那么其到底发源于何处呢？就是发源于旧经济、旧政治之上，是为剥削和压迫的旧经济、旧政治进行合理化，让少部分的人可以放心的剥削、让大部分的人遭到愚弄。”
“这样的反动文化，既然发源于旧经济和旧政治之上，自然也只为旧经济和旧政治所服务，推崇拜孔庙、拜圣像，将先师尊为天纵圣人、以先师的名头剥削压迫，这些行为说白了就是在维护原有的压迫剥削的社会，不把这一类的行为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生死斗争。”
“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不代表就一定要把整个旧文化完全切割铲除，两者之间虽然是斗争的关系，但同样也是传承的关系，我们对旧文化的改造和取代，是要剥离掉其中那些维护旧经济、旧政治这些剥削压迫的部分，而对其进步的部分进行吸收和发展，甚至不局限于我们本土的文化之上，乃至于外藩邦国，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吸收这些文化，必须是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怎么去分辨哪些文化是好的、哪些文化是坏的呢？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我们的新经济和新政治发展到什么程度、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去影响和作用。我们所发展的经济，目的是让大多数人乃至整个天下的百姓能够吃饱穿暖，能够在经济的发展中受益；我们所发展的政治和各类运动，同样是为了尽量让大多数的人能够在其中受益。”
“我们的新经济和新政治区别于旧经济和旧政治的就在此处，是一种立志于让全天下的百姓群众都能在其中受益的新社会，而不是只供养少数人荣华富贵的旧社会，因此，我们所需要和发展的新文化和新道德，就必须是一种能够覆盖到大多数人，应为天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为他们发声、说话，使他们受益的文化和道德。”
“旧的文化和道德，如千年古槐，根系深植于‘家天下’的封建土壤，枝蔓交错处，士大夫依附于旧有之文化和道德形成特权阶层，以‘四书五经’为锁链，以科举为门径，自诩‘代圣立言’，实则沦为剥削压迫的附庸，嘴里喊着‘修齐治平’，却对稼穑、百工、货殖这些真正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嗤之以鼻，使先师儒学沦为脱离大地的浮云。”
“在新社会中，权力之根须，自帝王血脉转向亿万黎庶之厚土，如亭林先生您这样新的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非复‘学而优则仕’之独木桥，乃在于将知识化为甘霖，遍洒田野车间，使先师儒学理论挣脱‘劳心者治人’的千年符咒，而成为百姓群众手中开山辟路的巨斧，这便我们对儒学的‘正本清源’是儒家在沦为千年‘圣教’之后，真正的解放！”
“我们的社会改造，对于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改造，就是要将旧文化和旧道德，从‘庙堂神器’到新文化和新道德‘思想武装’的转化，彻底告别那些为压迫剥削张目、为特权粉饰的腐旧幽魂，让新文化和新道德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人的社会实践之中，不再服务于一小撮的人，而是服务于所有的人，不再崇拜于某一个圣人偶像，而是像孟子所言那般‘人皆可为尧舜’！”
侯俊铖说得口干舌燥，端起茶杯牛饮起来，顾炎武搁下手中的笔，轻轻吹着纸上刚记录下来的文字墨迹，一双眼却始终没有离开侯俊铖的身上，满眼都是欣赏而又兴奋的光芒，静静的等待着侯俊铖进行最后的总结。
“旧社会消亡，依附于其上的旧阶层也走向消亡，士大夫阶层消亡，士子们何去何从？在我红营治下的新社会该处于何种位置？”侯俊铖搁下茶杯，随手用手背抹了一把嘴角的茶水，双目略微有些放空：“其实这个问题要回答很简单，不过只有五个字而已——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