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也清楚这衍圣公的位子为什么会成了烫手山芋，京师大地震，正好就震在孔庙之中，孔庙内外从康熙皇帝到文武百官、八旗亲贵、士林名儒，只有衍圣公一人是被当场砸死的，孔氏的那些家伙一天天的喊着天人感应、顺天应人，再怎么把它当工具，心里多多少少也会相信一二，碰到这种巧合之事，谁不担心是孔老夫子发了怒、专门从坟里跳出来索命？
当然，若只是迷信也就罢了，总会有不信鬼神的人，当了衍圣公便能继承孔氏这数千年攒下来的财富田土，对于那些利欲熏心之人来说，自然是颇有诱惑力的，但如今这大清朝是一片风雨飘摇的模样，这衍圣公的位子，已经成了坐在火山口上一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送了性命。
外部的敌人越来越强大，红营贼寇是明言了连春秋祭典都要废除的，衍圣公这块牌子显然也是要废除的，但红营不要衍圣公，不代表就不会拿这牌子做文章，红营把孔家当成旧社会、旧道德的代表，当成协助朝廷压迫剥削百姓的最大帮凶和主要推手，日后拿下曲阜必然是要清算孔氏的旧账的，这衍圣公就一定会被推出来当作“榜样”处置的。
孔氏那么支持大清朝廷，不就是因为害怕清算吗？之前风传红营治下搞整风肃纪、内乱不休，几乎有垂亡之象，当时是人人弹冠，宣扬得自己都快信了，可红营两镇兵马出幕阜山一击，这一点幻想也立刻被敲了个粉碎。
两镇兵马，一两天的时间打崩数万大军的防线，红营的整风肃纪对其军队一点都没看到影响，反倒让他们的兵马战力更加强盛，不仅远超绿营，甚至连满蒙八旗精锐，都已经远远抛到后头了。
红营也没有藏着掖着，此战的经过是堂而皇之的登载在红营的军报上的，甚至连后勤上暴露的问题都原原本本写了上去，战后的总结和教训，也是一篇篇的往军报上登，仿佛就是故意要让天下人看清楚、看明白一般。
于成龙不是个单纯的文官，主政黄麻之时，就曾经领兵平定过当地的山匪叛乱，对于兵事也算是知晓一二，红营此番出击湖北引得天下关注，于成龙自然也不例外，红营的那些军报，他是一篇不落的完完整整通读了一遍又一遍。
但每看一次都会心惊胆战，此战之中红营表现出来的组织度和战术，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就连红营自认为此战最大缺陷的后勤方面，在于成龙看来，都已经远远超出目前清军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但红营对此却很不满意，明言要对后勤方面进行“总体性改革”，此番红营放弃攻打武昌、从咸宁退兵，就是因为后勤问题的制约，若是让他们那总体性的改革成功，还有什么能够制约他们四处驰骋的？于成龙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不过武昌城恐怕都挺不到那个时候了，红营从湖北陆续退兵，吴军的兵马却还在沿着长江直趋武昌而来，吴应麒更是极为活跃，与襄阳费扬古兵团大小攻战数十次，将费扬古牢牢看死在襄阳，为王会所部直取武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好在镇守武昌的尚善在这危急之时终于是发挥出了一些本事，将手中三千满蒙八旗全数交给鄂鼐统辖，主动出击伏击一路大张旗鼓而来的吴军，吴军本以为武昌守军已经军心涣散，根本没想到清军还有反击的能力，前锋毫无防备，几乎尽数溃散、前锋大将被阵斩，溃军冲动本阵。
吴军主将王全面对这突发的情况确实是一时茫然失措，在蔡店地区停留数日，甚至还派人回荆州向吴应麒询问意见，气得吴应麒专门派人快马快船赶去王会军中，当着全军将官和蔡店当地官绅的面斥骂王会“蠢笨骄兵、坐失良机”，催促其速速进兵武昌。
王会挨了一顿臭骂，赶忙组织兵马继续进军，但此时武昌城内已经趁着这段时间抓紧做好了战备，蔡毓荣整日吃住都在城墙上，招募民壮、收拢溃兵，将咸宁一线逃回武昌的溃兵和城内新募的壮丁城民混编起来，按照街区和城墙段划分防区，然后把部分满蒙八旗打散，划区督战，鄂鼐则领马队居中指挥、随时驰援。
王会领军抵达武昌，和上次一样面对着一座严阵以待的坚城，攻城不利，手上两三万人马又没法把武昌城围死，只能暂时盘踞汉阳，与武昌城隔江相望，打造器械、搜罗船只准备之后的攻城。
于成龙在心里盘算过，武昌城守住的可能还是挺大的，王会如今面临的情况比吴军第一次攻打武昌之时更为严峻，本身兵马就少，第一波攻城没打下来，城内军民已经攒下了坚守的信心，安徽的援军此时也该在路上了，留给吴军攻城的时间不会太多，王会想靠着手里那点兵在短时间内攻破武昌，除非蔡毓荣和鄂鼐统统突然消失。
但湖北这一系列大小战事打下来，再怎么迟钝的人都该看清楚了，清军和吴军还算是一对绝妙的对手，可和红营的兵马比起来，却已经是从上到下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了，清军的满蒙八旗和绿营对付吴军还有一战之力，可在红营手上，却连一合之力都没有。
如今大清唯一还有希望的，便是那些革新自救的政策下发展出来的团勇新军，只是团勇新军到现在还主要靠各省自筹自练，几乎是完全看操办者的能力，周培公、姚启圣那样有能力的官吏，能把手里的皖勇、淮勇练得精锐善战，可若是碰到那些无能的将官，团勇新军只会比传统的满蒙八旗和绿营更加脆弱。
这些良莠不齐的团勇新军，现在还能撑着一个老虎架子，可真要上战场和红营硬碰硬了，他们能在红营手上过上几回合，于成龙打心底的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