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任务。1960年7月，袁隆平在试验田中偶然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其穗大粒多、生长态势明显优于周围植株，这一发现如同一束光，让他萌生了研究杂交水稻以大幅提升粮食产量的想法。1964年，袁隆平开始专注于杂交水稻研究，顶着遗传学着作中“自花授粉作物无杂种优势”的定论压力，开启艰难探索。
历经4年钻研，1966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为杂交水稻研究奠定理论基石，正式拉开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大幕 。不过，研究之路布满荆棘，特殊期间，杂交水稻研究遭受冲击，试验钵被砸、秧苗被拔，但袁隆平团队凭借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试验。
转机出现在1970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根据“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在海南找到了雄性不育株“野败”，为“三系”配套打开关键突破口。此后，全国力量汇聚，1971年成立省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2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协作攻关。终于在1973年，成功实现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从1974年起，杂交水稻进入推广阶段。
当年，湖南率先试种杂交水稻，亩产超650公斤，增产优势显着。在推广过程中，农业部门和科研人员深知农民对留种的传统习惯，为避免农民因不了解而自留种导致减产，采取了一系列科普与限制措施：
广泛科普宣传：通过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深入田间地头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农民详细解释杂交水稻的遗传原理。告知农民杂交水稻是利用两个遗传特性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产生的子一代，具有杂种优势，表现为高产、抗逆性强等 。但这种优势无法稳定遗传给下一代，如果自留种，第二代种子在自交过程中基因会重组，出现性状分离，导致植株高矮不一、成熟时间不同、产量大幅下降，一般只有第一代产量的五六成甚至更低。
政策明确规范：国家通过制定相关农业政策和法规，明确规定杂交水稻不适合自留种，从制度层面引导农民每年购买新的杂交水稻种子，保障种植效果和粮食产量。
种子市场管理：加强对种子市场的监管，确保市场上流通的杂交水稻种子质量合格，防止不法商家售卖劣质种子或误导农民留种。同时，为农民提供优质种子购买渠道和售后服务，解决农民购种的后顾之忧。
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1975年杂交水稻试种面积达5600亩，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且全部增产20%以上。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养活6000多万人，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粮食紧张问题 。
与杂交水稻不同，中国政府推广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是完全允许农民自由留种大。
能否自由留种，关键取决于其是常规种还是杂交种。若为转基因常规品种，就100%可以留种，像一些转基因大豆常规种，农民留种种植后性状相对稳定；若为转基因杂交品种，如常见的转基因杂交玉米，由于杂交种的特性，留种会因性状分离导致作物生长参差不齐、产量和品质下降，在实际生产中不适合留种。
总而言之，在推广杂交水稻的过程中限制农民自留种并非无端干预，而是基于科学规律与产业发展的综合考量。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我们应理性看待种子留种问题，既要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也要推动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实现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作者：怀疑探索者，写于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