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任仕杰，河北的一位老年农民。本文为他的投稿，最初发表于2020年2月18日。中国农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官方网站予以了转载。原标题是《任仕杰：我是一个反转急先锋，却做了逃离反转阵营的叛徒》。）
我为什么成了反转基因阵营的叛徒？
朋友们，先说说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吧。我是革命的后代，父辈跟彪帅去的东北，参加了武装土改工作队，立过功劳，当的是农会会长。我的父亲是吉林省汪清县第六农会会长。你们可以到县委调查，具体位置是罗子沟，我说话可以负完全法律责任。母亲是辽宁省新民的，当时是妇救会的干部，具体是什么职务我不清楚。父母他们是在农会里认识的，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一代。
有些反转控一直在瞎说，什么我是“美国人”，这些人心坏了，尽造谣的本事。我任仕杰一直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更没有拿绿卡。倒是那个被吹捧为“脊梁”的男人，早就拿了绿卡，他们全家都拿了绿卡。下面，是我的身份证照片，证明我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
对的，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任何背景。我的父辈告诉我，做人要心好，不做坏事。我一辈子记着这句话。我从一个坚定的反转基因分子，到最终看破这群人的谎言，成为一个“叛徒”，就是在履行父辈的话，遵从我的本心，做好人，不做坏事。
曾经，在对待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我在原先是一个铁杆反对派。我逢转必反，只因为崔也反对转基因，他是当时“实话实说”节目的代表，网络上夸他的人挺多，我原以为他的话是不会错的。在当时，我反转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我每天向家人、村里人宣传这个东西有害，到处说，到处讲。当时在我们的群里，大家都叫我“反转急先锋”。
后来，我看到崔和一个基因生物专业的大学教授的对质的视频，我在心里就产生了一丝怀疑。对质现场很火爆，崔一直在耍嘴皮子，我看得出他用讽刺的语言在逗耍那个教授。而那个教授很憨厚老实，不善言语，结果由于被崔和现场观众哄笑，憋红了脸。
我内心觉得，崔只是一个主持人，他的“实话实说”节目也是有团队给他提供素材，然后他表演出来即可。而在这个对质现场，不像是在表演，也不可能有人提供素材供他反驳一位教授，而且那位教授也不像是表演。后来，我了解到，当时这场辩论开始之前，崔要求组织方不得让学理科专业的学生进辩论会场，在现场坐的观众全部是和崔一个专业的。
这时候，我就产生了质疑：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崔比一位生物学专业的教授还懂的多吗？为什么崔不让理科的学生进辩论会场？为什么现场哄笑教授的人，全部都是和c一个专业的文科生？
这样，我第一次对崔产生了怀疑，同时也对转基因是否真的有害产生了怀疑。
但是，光怀疑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去了解真相。于是，我就到处看网络的资料，看网络上的关于转基因方面的各种分析文章，也请教一些科技方面的人员。比如，怀疑探索者老师，在中学教生物学的鲁老师，陈安定律师。在专业方面，我就一再的请教柳小庆研究员，他是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可是这方面的专家级人物。在他这里，我得到了好多的真知识。
尤其是，反转人士们拼命说“草甘膦是转基因作物的伴侣”，说这是多么的有害健康，为了证实他们的话，我就请教已经使用了草甘膦二十多年的农民，比如陕西的任志林老师，广东的唐老师，和陕西的曲老师，他们可是用草甘膦方面的行家。尤其是广东的唐老师，他不但年年用草甘膦除草，还是转基因番木瓜的种植者，唐老师的军垦农场里，种的转基因番木瓜，用的草甘膦数量是不会少的。我还亲自查阅了科技资料，我发现，在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发明之前，草甘膦已经在全球大规模使用了二十多年啦。也就是说，即使世界上没有转基因出现过，草甘膦也早就存在了几十年。
这样看来，转基因作物和草甘膦根本就不是什么伴侣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