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一十八
于师傅停了一下，佩轩给他递过去水杯，让他喝水，他喝完水接着说：“到了三壮这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三壮诚实善良，心灵手巧，跟别人学过木工，学过泥瓦工，他初中毕业就什么都干，挣的一点微薄的报酬都给他两个哥哥娶亲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不让家里管他的亲事，他说自己想办法。于是他出去闯荡，修理自行车、掏下水道、倒卖紧俏商品，等等，什么都干，并且跟江湖上的人搭上了线，在外混了两、三年，还真的带回来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孩，这女孩和他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就在家过农活，他则继续在外面闯荡，挣一点钱就拿回家。前一段听说被关进了看守所，估计现在已经出来了。三壮偶尔找我借过钱，但是十块左右，后来都还了，找我的时候总是提一兜点心、水果之类的，很懂事。我说他不让他带东西来，他说，‘如果是你一个人，我肯定不给你带，可是还有嫂子、孩子，我经常空着手找你就不好看了，再说这些东西都不值钱，就是个意思罢了，你也别嫌东西不好。’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如果政策允许做买卖，他肯定是一把好手，会过得比我好，只可惜生不逢时啊。”佩轩听了，感慨不已，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父亲，是很有做生意的头脑的，只是这时候不允许做生意。父亲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总是卖一些老太太冬天帽子上的玉牌，一个玉牌也就是两毛到五毛钱不等，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就不允许卖了，文革时期还被红卫兵当做“四旧”收走一大半。最困难时期过后，政策松动一些，家里就腾出来一座土屋开旅店，来往赶脚的可以掏两毛钱住一晚，还管一顿晚饭（两个黄面窝头、一大碗玉米糁、咸菜）。父亲是种地能手，所有农活都会干，这是很少见的。分了自留地的时候，他在春天就种下红薯，到夏天收完麦子以后，许多人家要种红薯，这时候红薯秧苗很紧俏，这时候春天种的红薯秧已经长很长了，他就剪了红薯秧做秧苗卖掉，一斤两毛钱，这能卖三、四十块钱，够一家人几个月的零花钱。佩轩记得，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家里养过一头老母猪，头一胎生了三只小猪娃，父亲趁赶会的时候去卖掉，一只小猪娃卖六、七块钱。后来老母猪又下了好几窝小猪娃，一窝都在五只到七只猪娃，看着那些小猪娃抢着吃食，感到猪娃很可爱。家里常常养鸡，但是鸡瘟经常来袭，鸡总是要死掉大部分，剩下没几只。佩轩记得他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只母鸡，那只母鸡几乎每天嬎一个鸡蛋，那时候家里情况好一点，妈经常给佩轩煮一个鸡蛋吃，这是他记忆中的幸福时刻。
佩轩回忆着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感到现在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好，是有利于老百姓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吃饱穿暖的开明路途，同时也给了老百姓一定的自由度，这也激发了底层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如果把地分给每家每户去种，老百姓吃饱穿暖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他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路上，他们三人说了许多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安阳，于师傅先把佩轩送到华北冶金公司，然后他们再回酒厂。到公司门口，佩轩下车，提上自己带来的袋子，就去文秀的宿舍楼。他上到三楼，走到文秀的房间门口，看四周无人，就轻轻敲门，很快文秀就开了门，佩轩闪身进去，关上门，两个人就拥吻在一起。文秀说：“佩轩，我好想你。”佩轩说：“我这不来了吗？文秀说：“吃饭吧。我给你打了粥和菜，还有馒头。”佩轩说：“我也带来了一些烙油饼，拿出来一块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