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10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乘火车向北京进发。
6月1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义和团随后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
6月17日，大沽口外海面上的22艘联军军舰向大沽炮台开炮，清军开炮还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击毙，大批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
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
战争爆发后，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为扞卫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浴血奋战。晚清杰出将领聂士成率部参与天津保卫战。1900年7月9日，在八里台之战中，面对数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八国联军，聂士成毫无惧色，身先士卒，即便双腿被炮弹炸伤，仍骑马挺立桥头，指挥战斗。战马被敌人子弹击中后，他从马上摔落，又顽强站起继续督战，直至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积极投身抗敌，率领义和团众多次主动攻打紫竹林租界，尽管武器简陋，却凭借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勇气，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敌士气。
曹福田作为义和团的重要领袖，带领义和团战士与清军一起围攻老龙头火车站，战斗中冲锋在前，鼓舞着战士们顽强抵抗，给八国联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即便有这些民族英雄的英勇抗争，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还是让国家遭受了惨重代价。7月，八国联军占领天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等西逃至西安。
9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12月，列强提出《议和大纲》，清政府为求尽快平息事端，匆匆表示接受。自此，一场围绕着具体条款的艰难谈判正式拉开帷幕。
谈判伊始，赔款问题便成为了矛盾的焦点。除了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这六个声称在战争中有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国家，也纷纷向清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各国代表就赔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英国和法国相对理性，认为赔款数额不能超过清政府的赔偿能力；德国和俄国则野心勃勃，妄图借此机会大捞一笔，提出高额赔偿要求。
日本心态复杂，既想获取更多赔款，又担心影响《马关条约》赔款的支付；美国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考量，希望清朝少赔款。英国人赫德介入其中，他长期在中国海关工作，对中国的财政状况了如指掌。
赫德提出将赔款数额定为4.5亿两，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支付期限为39年，每年按4.5%收取利息，本息合计9.8亿多两，然后再依据各国的“损失”进行分摊。14个国家对这一分摊结果都极为满意，因为这笔赔款远超他们所谓的“损失”。
李鸿章和奕匡深知这巨额赔款将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硬着头皮与列强讨价还价。李鸿章凭借着多年的外交经验，据理力争，试图让列强降低赔款数额。他言辞恳切地向列强阐明，如此巨额的赔款，中国根本无力承担，不仅会使中国经济崩溃，也会影响到列强日后在华的长远利益。
但列强们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态度强硬，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在谈判过程中，列强们内部虽各怀鬼胎、利益诉求各异，但面对中国时却又出奇地一致，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压，甚至以武力相威胁，逼迫李鸿章和奕匡就范。
每一次谈判，李鸿章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深知自己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列强的蛮横无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但他不敢有丝毫退缩，只能在这艰难的处境中苦苦支撑。为了能为国家争取一丝生机，他在谈判桌上与列强唇枪舌剑，一次次试图说服对方。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态度面前，他的努力显得如此微不足道。随着谈判的深入，李鸿章身心俱疲。他常常在谈判结束后独自在房间里唉声叹气，面对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感到无比的绝望。但他明白，自己不能放弃，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为国家争取。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交锋和妥协后，李鸿章和奕匡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列强提出的赔款方案。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和奕匡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辛丑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一片哀恸。街头巷尾，百姓们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哟！”成了人们的共同心声。学者们痛心疾首，纷纷挥笔撰文，怒斥列强的贪婪和清政府的无能，他们怀揣救国抱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财富被肆意掠夺。商人阶层也遭受重创，贸易凋零，店铺纷纷关门，无数人失去了生计。城镇一片萧条，百姓挣扎在贫困线上，孩子们面黄肌瘦，老人们眼神绝望。
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为支付这笔巨额赔款，采取了增加税收、发行债券、出卖铁路和矿山的权益、削减军费和教育经费等一系列措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共支付了赔款约1880万两白银，其中本金为1200万两，利息为680万两。1904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发现美国的赔款数额比其实际出兵费用和损失多出了一部分，于是中方要求美国退还多余的赔款。
经过三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国于1908年答应退还部分赔款，但提出要求中国每年派优秀的学生去美国留学，还要在北京清华园建一所学校专门培养留美学生。根据美国的计算，连同利息在内的退还金额为2972万美元，分32年完成退还，这所学校便是后来的清华大学。美国此举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和影响力输出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年，北洋政府宣布站在协约国一方，同时宣布停止对德国的赔款。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停止支付战败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赔款。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取消了中国的赔款协定，中国不用再支付俄国剩余的欠款。1920年底英国退还赔款，要求将赔款用于在中国发展英式教育，增强中英贸易，提高英国的经济利益。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分别在1925年、1926年、1933年签署退还赔款协议。
奥匈帝国则因为一战后分裂，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在奥匈帝国的赔款，中国政府也随即停止支付赔款。
日本虽口头上同意退款，但实际上只拿了很少一部分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以及支付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研究机构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费用，1936年之后，日本更是将大部分赔款所得的钱用于侵华战争。
1943年，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等国签订了《中美、中英、中苏三国条约》，正式废除了《辛丑条约》，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屈辱的赔款历史。此时距离《辛丑条约》签订已经过去了42年，而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连本带息支付高达5亿多两的白银。
《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经济上，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为偿还赔款，清政府不断增加税捐，将负担转嫁给人民，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列强还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盐税等重要税收来源，把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铁路、矿山等资源，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政治上，清政府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使中国的领土和军事主权严重丧失。
社会方面，沉重的税赋负担使人民生活困苦，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激化，也极大地挫伤了民族自信心。
文化方面，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加剧，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带来了一些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段屈辱的历史，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也促使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左宗棠、曾国藩等重要人物也在各自的领域里，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拼搏。他们的故事，同样波澜壮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