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娘贼，杀不尽的野人！”
李逵将双板斧丢在一旁， 将木制盾牌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了下去，摸出水囊漱着口，一嘴吐了出去，又递给了一旁的鲍旭，抱怨地说。
王伦班师回朝后，东北虽然设了二行省，但金国的余孽仍旧没有被完全消灭，完颜斜也逃到黑龙江以北不知所踪，杨志与解珍一直在寻找，始终不曾找到踪迹。
至于躲到鸭绿江东岸的完颜宗磐，则与王氏高丽打得有来有回。当初高丽国王王楷名义上向王伦求援，但被王伦拒绝了，因为王楷的意思是，让汉军阻断鸭绿江西岸，他则可以将残存的女真人收为高丽国的仆从雇佣兵。
很可惜，高丽国内掌权的金富轼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朝廷，而且完颜宗磐也瞧不上王楷，于是双方就在鸭绿江东岸断断续续打了好几仗。
完颜宗磐打不过汉军，欺负一下高丽军还是很轻松的，要知道在汉金之战爆发前，完颜宗磐几乎快要成为高丽国的“太上皇”一般的角色了，他驻守的义州，被金国称为新义州，可就在鸭绿江东面，随时可以威胁高丽的西京平壤城。
高丽两次大军来袭，都被完颜宗磐击退，故而完颜宗磐便将高丽东北的两处铁矿给占据了，又掳掠了不少高丽人挖矿、打铁，虽然他的兵力不多，但兵甲比高丽兵还要强。
岳飞杀向湄沱湖、完颜宗望授首后，东海女真北面皆降服，但由于东北地广人稀，汉军无法长期大规模驻扎，所以完颜宗磐在打得高丽不敢主动进攻后，又陆续收服了一些湄沱湖南面的东海女真部落。
孙安就驻守在桓仁府，桓仁府地跨辽东、吉林二行省，人口基本都集中在西南，所以孙安的防区，差不多就是一整个长白山。
樊瑞在年初被调往旅顺府出任都督，故而孙安的主要任务，就是持续清理长白山地区，将一部分愿意过安稳生活的山间部落迁下山来转为农耕。
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愿意接受农耕式的生活的，再加上王伦离去后，完颜宗磐的胆子又大了起来，靠着所谓金国皇帝的名头，大肆封官许愿，吸引了一些小部落投靠。
李逵与鲍旭、项充、李衮四将的职责，就是以投靠朝廷的部落为向导，对这些仍旧与完颜宗磐保持联系的部落进行打击。
这就是朝廷消化、治理东北最难的地方。
鲍旭也很是愤愤：“这班野人，怎地就不肯受天朝教化？”
李逵歇了好一会儿，便说：“既不肯受教化，一发砍杀了，只教陛下迁徙百姓，也占了这黑土地，不须便宜了那些野人！”
其实朝廷在东北的政策是相当宽松的，不管是坐镇吉林的宗泽，还是辽东行省布政使王师中，都采取了“先抚后剿”的对策。
只要诸部落民愿意下山定居，朝廷就分给土地，而且派人指导如何种田，但许多部落民已经习惯了渔猎的生活方式，觉得种地太艰苦，就是不肯合作。
也因此，二行省对外的战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规模不大，往往是各都督府出动数百千余汉军士兵，再领召集而来的百姓青壮或者部落民，便对某个或者某些不服王化的部落进行针对性的打击。
李逵一直觉得，桓仁府如此乱，就是因为完颜宗磐还在，朝廷为何不集结大军，冲过鸭绿江，彻底消灭了完颜宗磐，再也不留后患，岂不是更好么？
但王伦的意图，是让完颜宗磐继续消耗王氏高丽的兵力、国力，同时也吸引那些对中原王朝不满的部落跳出来，似眼下这般小规模用兵，朝廷也完全能够负担得起，何乐而不为呢？
不把对朝廷心存不满的部落都消灭了，总归是个隐患，对于这一点，王伦与宗泽曾经仔细讨论过，并且他调王师中前来，也私下里明说了自己的打算。
若说朝廷行省级的地方官员，哪个对异族的手段最狠，大约就是王师中了。王师中是辽国出生的汉人，宁肯携家南逃归宋，也不愿意做个辽人，就是因为他自幼攻读诗书，又在辽国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对自己汉人的身份极为看重，认同感相当强烈。
所以王师中的态度，就很得坐镇各都督府的将领们的口味，只是似这种小规模的用兵，李逵也厌倦了，只觉得好不爽利，若是对朝廷不满的部落野人们全部一发跳出来，与汉军结为大阵厮杀一番，该有多好啊！
这一次李逵跟着鲍旭出兵，又攻灭了长白山中段的一个部落，近千名青壮男子被杀死，妇孺作为战利品被分给了跟随出战的部落，至于这个部落名称，鲍旭与李逵都已经无视了。
于是在桓仁府上报给朝廷的奏章中，只记录了一句话：某年月，长白山贼乱，将军鲍旭、李逵领兵十余日平。
而像这样彻底消失、在中原史书上连个名号都没有留下的部落，今年以来已经是第十七个了。
桓仁都督府的这种酷烈手段，让辖区的实控范围向东已经延伸了三百余里，前后有四万余山林间的部落百姓被汉军迁徙下山，朝廷分配了土地，汉军召集青壮，修建起了简陋的村寨，粗糙的驿站也跟着搭设了起来，从旅顺府赶来的商队也陆续到来。
兵部挑选一些老兵就地退伍，担任里长等基层小吏，礼部主管学校的官员们也随之到来，开始修建小学堂，将迁徙下山的部落民家中的幼童集中起来，接受朝廷的新式教育。
学生们的第一课，讲得却不是儒家的经典和大道理，而是汉人的神话故事，这些学童们便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人生第一个理念：他们的祖先都是炎黄二帝分封的诸子，与中原来的这些汉人是同宗同源的。
传教的道士们也赶了过来，往往住在村寨之中，并告诉部落民们，他们信仰的萨满教义，与道教颇有渊源，也是炎黄二帝时的大巫所传。
即便是唐朝以及前宋最崇尚道教时，道教徒也远不如佛教徒那么多，因为道教重今生，不似佛教那样，以轮回观念讲来世，所以很难给信徒们足够的心灵寄托和自我麻痹。
于是在东北、草原传教的道士们，也开始了自我改良，不断完善着教义，在精神内核上，与王伦的期望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那就是在现有的规则下，通过个人的努力去达到人生的追求。
这种精神内核与华夏的神话故事也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人的作用，于是就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实践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