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所认同。 一. 近代生物进化论与物种不变论之争 近代第一个提出生物进化学说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 baptistedc monet，chevalerde lamarck，1744～1829)。拉马克是布丰的学生，他的生物进化思想是从他的分类学研究工作衍生出来的。他50岁那年应法国国立自然博物馆之请负责无脊椎动物馆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深入地从事脊椎动物的研究。通过对当时已知的无脊椎动物化石的比较和分类。他发现无脊椎动物的十个纲在构造和组织的复杂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和次序。从此他想到动物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序列。1802年他将这个序列排列成一个线性进化阶梯，每一阶梯代表构造程度相似的一类生物，整个阶梯表示从最简单的物种一直上升到高等动物，拉马克的想法过于简单，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描写生物进化自然序列纳入，生物进化思想在他那里获得了早期的科学形态。为了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拉马克提出两点看法：其一是生物自身有一种内在的、主动的、向上的要求，它使生物为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由此发生物种的变异；其二是生活习性的改变使生物的某些器官被较多地使用，另一些器官则较少慢用，于是出现了“用进虚退”的现象。他认为．生物体因生活环境改变而引起的后天获得的习性或器官的变异都是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称为“获得性遗传”。拉马克的生物进化思想是对的，但是他关于生物进化动因的解释则缺乏根据．生物都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但并非出于生物的内在的自我适应．生物的变异对于环境也不是天然适应的，事实上常有不适应的情况。用进废退是生物进化过程的客观事实，但在这一事实背后起作用的因素是“自然选择”。至于获得性遗传，至今也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拉马克之后，生物进化学说既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19世纪20~30年代，在法国出现了，一场物种进化论与物种不变论的论战，其结果是后者占了上风。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在比较解剖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通过对成年生物体结构的比较，科学家们发现脊椎动物这一大类动物在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于是一些人以为大自然似乎是按照一个总体方案来构造不同物种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若弗鲁瓦·圣—蒂莱尔(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他经过解剖比较，发现了动物的“同源器官”。例如脊椎动物的前肢有不同的功能，有的能跑，有的只能爬，有的可用于游泳，有的则便于飞翔，但是这些器官在骨酪构造以及在身体中的部位相似，它们与脊骨相连接的部位也相同，这就是同源器官。同源器官的发现，证明了生物体在构造上具有某种统一性。但是若弗鲁瓦·圣—蒂莱尔把这种统一性推向了极端．他写道：“从哲学上说，只有一种动物。”他认为环境可以直接诱导生物体结构的变化，发生有害变化的那些动物“将不再存在，而铰其他的、形态结构发生了适合于新环境的变化的动物代替。” 若弗鲁瓦·圣—蒂莱尔的观点遭到他的同胞比较解剖学权威居维叶(Georges Leopold chreeien Frédéric pagobert baroncuvi-er，1769～1832)的激烈反对。居维叶熟知脊椎动物的构造，以他的“生物器官相关律”闻名于世。他认为，动物要求具备与它的习性和机能相适应的身体构造，因此依据动物的一部分器官就能得知它的其他器官以至它的全貌。例如有自我运动能力的动物要求有一个能装载食物的胃和能收集、捕捉食物的器官以及能消化食物的器官，不能运动的植物就不需要胃而由根来代替；动物除了要有消化器官，还要求有分配养分的循环系统，而循环系统又要求有呼吸系统，如此等等。据说他从器官相关律出发，根据一块骨头化石就能复原整个动物。居维叶认为，既然器官之间的功能相互关联，显然不是所有器官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然分类法不必考察所有器官，只需考察执行动物躯体基本机能的器官就行。根据动物的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居维叶把动物分为四种类型：脊椎动物型、软体动物型、有关节动物型和辐射状动物型。他认为这四种类型彼此毫无关联。他反对若弗鲁瓦·圣—蒂莱尔所说动物体结构只有一种原型方案的观点，主张动物是按四种原型方案构造起来的。尽管同一类型中的各个物种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同一原型方案的个别变化，方案本身则有其规定性和保守性，它确定了物种变化的限度。他又认为，在地球的历史上，地壳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灾难性变化，每次灾变都使某些动物物种灭绝，但自然界重新创造物种时仍然遵守这四种方案，所以虽然再次创造出来的物种与原来的物种不同，而它们的类型则是相同的。例如，地壳经过四次大灾变，先后创造出鱼类、爬虫类、鸟类和哺乳类的不同物种，但它们都是按照脊椎动物的方案构造起来的。在他看来，物种的变化不是渐变的过程，而是经过灾变之后的重新创造，因此是一种突变。居维叶的这些观点与生物进化论相对立，但是在解释动物界构造上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关系上有合理之处，并且在当时易为人们所接受。1830年，若弗鲁瓦·圣—蒂莱尔与居维叶就上述问题在巴黎科学院进行公开论战，其结果是居维叶取得了胜利。 二.达尔文和他的生物进化论 正当进化论思想在法国遭受打击而趋沉寂的时候，它却在英国悄然兴起。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发表了《地质学原理》一书，论述了地壳缓慢变动的历史。这部着作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曾在剑桥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他相信包括物种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物种是不变的。1831～1836年间达尔文随英国海军测量舰贝格尔号环游南半球以考察那里的生物和地质状况，当他登上贝格尔舰时仍旧是一个神创论者。旅途中他读到赖尔的着作使他想到，变动不居的地壳表面难道能够容许不变的物种存在么?考察中所得到的大量材料更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信仰，他从此深信物种是可变的。 促使达尔文思想转变的主要事实是：(1)在南美地层中发现一种体形巨大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种已经灭绝的动物与现存南美的体形较小的犰狳非常相似，使他想到古今动物存在着某种联系；(2)南美大陆一些非常相近的物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由南到北逐次代替的状况。例如有一种家鼠共有2了个品种，将它们由北而南逐种排列，可以看出相邻两个地区家鼠品种的差异很小，但南北两端品种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以至于可以认为是完全不同的品种。这就使达尔文联想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物种之间也会有同样的连续更替和间断后形成新种的情况。(3)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大都具有南美生物的性状，而群岛中各岛屿上的物种彼此又有微小的差异。这又使达尔文想到物种的差异同它所生活的环境之间必有内在联系。达尔文把这些事实综合起来，产生了这样的看法：物种不是不变的，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而是逐渐变异的，一个物种只能由原有的一个物种演变而来。但是，要说明生物界存在着如此巧妙地适应环境的能力和说明物种变化的原因，他还缺乏充分的证据和完整的理论。其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研究了大量资料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达尔文写成《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一书，该书于1859年出版，详细地论述了他的观点： (1)生物界与生物界、生物界与自然环境之间普遍存在着生存斗争。在自然状态下生物的繁殖能力十分惊人，但在一定的环境里保存下来的个体数量却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说生物有大量繁殖而少量生存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生物为了生存和繁殖都需要争取食物、阳光和生存空间，因此在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生物体与生存环境也有适应或者不适应的问题，这也可以看作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斗争，亦即生物界与自然界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导致大量生物个体淘汰，使生物个体维持相对稳定的数量。 (2)生物界普遍存在着变异。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例如长颈鹿就存在着高矮、大小参差不齐的个体，这就是变异。变异在生物体中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