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糊：“进入御试的关键时刻，宋仁宗郑重地提出了策略性的问题。
他谦逊地表示：“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感自身才疏学浅，未能明理。朕志在勤政，但治绩尚未显着，夜以继日地勤勉，已历经三纪。朕之德行尚未完备，教化亦未能深入人心，政务中的不足仍有许多……面对这些深刻的自我剖析，如何应对？
苏辙接过试题，略作沉思，便挥毫泼墨，开始撰写他的论文。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所言忧惧，然而臣以为这忧惧之中缺乏足够的真诚。
以此为起点，苏辙围绕此论点，逐一展开论述，并以确凿的论据对皇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随后，苏辙又痛陈朝廷劳民伤财的种种弊端，以及仁宗追求虚名、形式主义的行为。这些批评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误以为是在痛斥隋炀帝。
不过，苏辙的这篇论文洋洋洒洒六千余字，不仅批评了皇帝，连宰相和三司高官也未能幸免。
幸运的是，这是在以优待士大夫着称的宋朝，面对的又是以仁慈着称的宋仁宗。若在明清时期，这篇论文恐怕会激起轩然大波，皇帝震怒，御史台出动，百官联名上奏，称其目无君主，罪大恶极，该当处死……
顺便领一张九族消消乐卡牌。
从苏轼苏辙兄弟的考试经历就能看出来，考试没有绝对的公平，因人成事的可能性非常大。”
委婉都是比较出来的，李世民这会觉得魏征说话很含蓄了。
魏征只觉得尚有进步的空间。
苏辙一遍遍同人解释，他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是要敢言。
有时候人太出名也不好，一千多年前的“黑历史”都要被人拿出来反复鞭挞。
糊糊：“回到南北榜案的历史背景，南方学子比北方更会读书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轮的主考官有没有地域歧视不知，若从公心出发，就是追求绝对的公平，只按照文章好坏来排名。
但没想到玩脱了，北方学子没一个上榜。
人家是有不足，但不可能连一个人都挤不上去吧。
明朝洪武年间各科进士一共有867人,其中南方人620人,占总数的71%。大概是三七开，南方七，北方三。
从三成降到颗粒无收，落差太大了！
实际上，在洪武三十年会试之后，看到结果的当科中式者里就有感到不太妙的存在，如会元宋琮就跟同进诸进士说翰林院这帮人要遭重，我也可能要被流放。
春榜状元陈?也有类似说法，今岁状头当刑。
第二轮调查团维持‘原判’的动机是什么？
无非两种可能，坚持文人风骨，北方人的卷子就是不及格；亦或者出于政治安全考虑，将问题转移到落第考生本身实力不足而谤毁考官上。”
刘彻：“三七开啊！”
先前听说北不如南，还以为只能挂个零头呢。
如果大汉开科举，关中七关东三，哪天关东无一上榜，他也不会信啊！
糊糊：“朱元璋在意公平吗？在意。
但不是这一场考试的公平。
换句话说，绝对的公平就是不公平。
春榜成绩朱元璋并没有否定，让原榜三甲都进了调查小组，就说明对他们是信任的。
复核调查小组最核心的任务，不是调查，而是补录。
只要复核开列的名单有北方士子就不会处罚，不管北方士子有多少人，也不管这些人成绩好不好，只要有就行。
也就是说，朱元璋成立调查小组的目的，不是去调查第一次结果是否作弊，或者说推倒重来，而仅仅是为了增加北方学子入仕。
《明史》记载：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
这里讲的这个不称旨的‘旨’，就是要求增加北方学子入仕的旨意，如果他们称旨了，还会有后面的冤吗？必然没有。
因此，朱元璋后头下狠手的原因，不是第一次结果是否舞弊，而是第二次让增加北方学子，却没有遵旨照办！这才是冤与不冤的的真正关键点。
增加北方进士录取人数，是朱元璋的温和办法，也是最容易平息非议的办法。
当然第一轮的主考官肯定会吃点瓜落背点黑锅，但没想到第二轮的调查团头那么铁，直接维持‘原判’。
这下不仅惹恼了北方士子，也激怒了朱元璋。
朱元璋五月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为蓝玉余党。
翻起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发配西北。
这个理由，反倒证明了刘三吾没有科考舞弊。
朱元璋没有流放过百岁老人沈万三，但发配过八十多岁的‘小年轻’刘三吾。
12人的调查团也不能幸免，张信一开始是质疑录取结果的，甚至说，正是他的质疑，朱元璋才让他牵头组织12人调查小组。
但最后张信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春榜状元陈?判处流放，终受牵连被杀，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
只有侍讲戴彝和榜眼尹昌隆二人免罪，因为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两份榜单同时生效，千古未有。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点了两个状元，也杀了两个状元。
张信是洪武二十七年的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