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不曾经历过科举，在天幕出现之前，大秦根本无法供应数以万计脱产学子使用的纸张，不，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纸，现在都还在试验中。
连动不动就要用车来计量的竹简都供不上。
秦人的军功法，也不容许有那么多“游手好闲”之人，不事生产。
但并不影响嬴政理解科举的重要性，可以说，当大秦发展延续到一定程度，早晚要开科举的。
科举的本质，其实就是分配国家的权力。
以大秦为例，若选官只取老秦人，置六国遗民于何地；若只取六国遗民，又置抛头颅洒热血的老秦人于何处。
时间久了，好不容易一统的七国，早晚会分裂。
何况七国之间的血仇，积累了几百年，比后世的南北问题更加深刻。
那个凭空捏造的“白起肉”，不就是实例吗！
刘彻：“不好用的工具人，杀了便是。”
臣子在试图染指皇权，分裂南北，一个不好，朱重八新建的大明，就得分裂成南明北明。
程咬金戚戚然道：“难怪说明朝文官集团势大呢！”
虽然总觉得是后人是阴阳怪气有偏见，但看看例子，也难怪了。
一次次拂开国皇帝的面子，在贞观朝堂上，除了魏征也没多少人。
明朝这是十几个官绑在一起了。
听了一通后世的南北态势，一个处理不好，国家人心向背。
未成为当事人，尚春秋鼎盛的朱元璋：“除了刘三吾，不给咱说说其他主考官、调查团都有谁？”
欺他年老无力，杀不动人了吗？
糊糊：“南北榜案是冤案吗？是，但也不全是。
最贴切的形容是，一场不算科考舞弊的舞弊案。
先来看看十二人调查团是何种成分，三个新科进士确定无疑的南方人。
其他九位调查团成员都是朝廷正式官员，根据现有资料，侍读张信（浙江定海）、侍讲戴彝（浙江奉化）、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浙江宁海）、平度司宪右司直郎张谦（浙江永嘉）、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浙江瑞安）、正字董贯（江西乐安）、王府长史黄章（福建惠安）、韩府纪善周衡（直隶常州府无锡）、靖江府纪善萧楫（江西吉水）。
一个北方人都没有，所以从根上，这个调查团的‘含南量’不是超标，是拉满了。”
李世民暗道，萧瑀作为隋朝外戚，为何能在大唐屹立不倒，不就是因为他是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吗。
朝堂需要平衡。
明初朝臣们暗自揣测，定下这个名单时真的没注意到他们的籍贯，还是洪武末年时，朝堂已经没有北人可用。
糊糊：“十二人调查团非常坚定地洗脱了的刘三吾等人的舞弊嫌疑，维持原判。
大致说来，这个调查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明朝的科举制度借鉴前朝，非常完善。
一场舞弊案件，需要串联的人员极多。
会试不止有两位考试官，按制另有八位同考试官，即副主考。
还有监试官、提调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等若干人，整个会试的考官人数多达数十人。
以建文二年会试为例，该年会试有考官36人，知贡举事1人，同知贡举事1人，考试官2人，同考试6人，监试官2人，提调官1人，印卷官1人，收掌试卷官2人，受卷官2人，弥封官2人，誊录官2人，对读官5人，巡绰官2人，搜检官2人，监门官2人，供给官3人。
涉嫌全录南人的科场舞弊案，至少一半的考官需要参与其中。
明朝的科考还有糊名誊抄的措施，阅卷者不知道考生的具体身份。
两位主考官，刘三吾是湖广人，白信稻则是北平人，说地域倾斜也不大可能。
刘三吾并非第一次担任会试考官，洪武二十七年的会试主考也是他，而当年的会元彭德是陕西凤翔人。
如果刘三吾真有地域偏见，没有道理要取一个北人做会元。洪武二十一年，刘三吾应该是当科会试的同考试官，结合二十一、二十七年的会试录取情况看，也很难说他有地域偏私。
调查团还了刘三吾等人的清白，那他们复核时有问题吗？
洪武二十七年会试人数为七百余人，取了一百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十四。
建文二年参与会试的有将近一千人，取了一百一十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十一。
按这个规律，洪武三十年会试的参与总人数应该是八百来人。
洪武三年定下的乡试额数，直隶一百，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各四十，广西、广东各二十五。南北比例大致为三比二。
洪武十七年取消了乡试定额，开放乡试名额后，南方举人数量增长特别的快，再加上会试在南京举行，也会导致南方举子到的更多。
综合推测洪武三十年会试的南北比例应该在三比二到二比一之间，那按这个比例，当科会试北方举子的人数应该是将近三百人。
复核人员进呈了至少七十份北方试卷，当时的复核极大可能是只针对北方，甚至就是每人从北方试卷中选10份进呈，若是这样的话，不到三百份试卷要选一百二十份，确实有可能选到一些陋卷。
张信是最初上奏的要求彻查的官员之一，没有必要复核时偏袒主考官。”
唐初，依然是北方为重。
李世民难以想象北方凋零到连一个文华之士都找不出来的地步。
糊糊：“北方文风不如南方的定论，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
北方的学校教育，经历连年战乱之后，学校与老师都不足。
这一点洪武二十年以及二十四年朱元璋还从南方抽调老师去北方支教，以及颁布书籍给北方学校，都能看出来。
北方教育资源不足，北人文采不如南人，这也是当时的公论，即使是偏向北人的人也是承认这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