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石每天都在总理衙门里忙碌地处理各种公务。大秦的政体正在经历一场快速而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的六省六部制逐渐演变为更适合工业化发展的众多部门。
这种变革使得军政分治、刑民分治成为可能，各个部门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任务，吏部、户部拆分成民政部、交通部、商业部，让管理变得更精细，责任更具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集中办公的总理衙门应运而生。它成为了整个国家行政事务的核心枢纽，负责协调和管理各个部门的工作。离石作为总理衙门的最高负责人，手中掌握着权力无形变得更大了。
他充分利用这一权力，不仅致力于推动国家政体的改革，还注重培养官员们的思想观念。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他逐渐让官员们的思维方式接近自己，使他们逐渐适应并习惯了“上班”这个概念。
为了进一步加深这种观念，离石还会在下班后邀请官员们一同前往阿房宫，在那里尽情吃喝，享受轻松愉快的休息时间。这样的宴请活动不仅增进了官员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而当涉及到接见外国使臣时，离石会选择在万民宫进行宴请。万民宫作为大秦的外交场所，展示了国家的威严和实力。在这里，离石与外国使臣进行会面和交流，处理各种外交事务。
至于大朝会，则是在万民殿举行。大朝会是大秦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活动，每月都会召开一次，通常安排在月初。在大朝会上，皇帝会与众多官员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制定政策和方针。由于政事堂正式进化成总理衙门，这使得朝歌城成为了大秦帝国的帝都，也就是所谓的中京。
然而，奉圣城作为曾经的帝都，自然不能被废弃，于是它被定为了西京。这样的安排原本是为了平衡奉圣城人的失落情绪，但没想到却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南方的世家子弟们在报纸上大肆制造舆论，试图鼓吹分裂和分治。面对这种情况，政事堂不敢轻易决定关于京都的大事，于是他们将此事上报给了秦皇。秦皇为了平息读书人的情绪，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建康定为南京，同时将右北平定为东京，反正我改个名字的事，在他看来都不算大事。
如此一来，一下子就冒出了四个京都。原本南方世家的目的是想把定都一事闹得天下皆知，从而引发南北之间的地域不和，但秦皇的这一举动却让他们的计划落空了。
谁能料到，秦始皇对于定都这件事情竟然毫不在意！他大手一挥，一口气增加了四个京城，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舒适，毕竟这只是表面上的事情而已。
接下来，政务堂改制就成了重点。政务堂的首相秦坊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个狠角色制，而且，由于这是他最后一届担任首相，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顾虑。
而新任首相则是新儒家的方雄。新儒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大一统，他们认为只有皇权统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总理衙门成了集权的体现，因为总理衙门总理一切事务，光听名字就是高度集权，总理也比首相更贴切。
墨家将帝国交给新儒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是一个皇权统一的国家了。现在，就看新儒家如何维护这个帝国的皇权统一了。
在墨家执政的最后三年里，他们遭遇了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为了四处救灾，墨家可谓是耗尽了精力。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儒家并没有给墨家使绊子，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可也把墨家盯得死死的，要是出现救援不及或是重大安全事故，就会豉动御史台追责，把后三年积累执政经验的墨家系官员整治的痛不欲生，现在终于把执政的权柄交给新儒家，墨家终于可以在一旁监督，这也算是另类的报复，现在大秦执政的传统已基本形成，法家、墨家、新儒家，三家学派轮流执政，其他诸子百家只能依附大学派当官，没有学派支持的官员也有，只是很少能晋升到高位，即使晋升到高位，也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后继人才支持，走得更远，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便是现实。
全新的统治方式，宛如一场风暴席卷而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秩序变革。大秦帝国这个历经沧桑、沉浮的国度，尽管拥有后世积累下来的丰富见识，但面对如此陌生的新世界，也不禁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在这纷繁复杂的局势下，离石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将政体衍化的主动权下放。这意味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事必躬亲，而是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地方和各个阶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离石完全放弃了对国家大事的掌控。在那些事关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上，他依然会果断地进行干涉，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和自己利益不受损失。
世界并未因离石的殆政而停滞不前。相反，新儒家在四京迅速崛起，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总理衙门分支。他们利用电报这一先进的通讯工具，加强了对天下的统治。同时，新儒家还积极组建早已成形的快速反应部队，配备了螺旋桨运输飞机，以便能够迅速将军队运送到需要的地方，扑灭任何敢于反抗大秦统治的势力。
新儒家的这一系列举措，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烧得如此狂野，烧得令人瞩目。尤其是他们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更是得到了军部的一致好评。新儒家的行事风格与军部的需求高度契合，这使得军部对他们刮目相看。
于是，军部开始积极推动扩军的申请，纷纷上奏秦皇，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兵力支持。秦皇对军部的请求表示重视，他将这些扩军申请转交给刚刚上位的新儒家总理方雄。
面对这一重任，新儒家毫不退缩，他们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应对挑战的勇气，不负众望地批准了扩军请求，从此秦军由帝国供养、训练、武装，杜绝了私人武装诞生的土壤。
在帝国预算会上，皇帝陛下意气风发，大笔一挥，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决策。他下令帝国银行增印纸币，将纸币总供应量增加整整二百亿！这一举措无疑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陆军也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军计划，一百万新兵将被征召入伍，以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海军方面同样不甘示弱，扩军三十万，并且每年还要建造十艘新军舰，以及一百艘运输船，以提升海军的作战能力和后勤保障。
不仅如此，大炮、枪支弹药等军备物资的生产也将大幅增加，以满足军队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由于空军人员素质较高，扩军规模相对较小，只能增加五万人。
总的来说，新儒家执政的第一把火，就是毫不吝啬地大把花钱。这种大规模的支出，让许多人对国家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从大秦官员们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后，他们对这种花钱方式的担忧便渐渐消散了。
原来，当这些钱被花出去后，只要流入工人和农夫的手中，就会让天下人手里都有了钱。而大秦控制的国有工厂，只要不停地生产商品，就能在短时间内将花出去的钱再赚回来。
更重要的是，随着钱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市面上形成的资金流也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每件商品中所包含的部分税收就会更容易被征收。毕竟，国营工厂缴税就如同左手倒右手一般轻松。
现在民间看到国营厂挣到大量钱财，也开始学习新技能，开始创办工厂、作坊，让纸币流通的盘子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