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宣府镇与宣大总督陈新甲等人的奏疏时，崇祯皇帝正与礼部尚书，仍管兵部事杨嗣昌，内阁首辅薛国观议事。
得到这个消息，崇祯皇帝不震惊当然不可能，早在任命王斗为宣府镇东路分守参将时。崇祯皇帝就有一种认为，王斗肯定会牢固掌握整个东路之地，不知为什么，崇祯皇帝心里就是这样肯定。
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王斗激烈的手段，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他的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也让人很不适应——同时对士人，商人，武人大打出手，天下间少有这样特独的人物。
东路己经恢复秩序，又证据确凿，按平常律法办就是，便是王斗手段过了些，可能伤了些无辜，朝廷也不可能因此惩罚王斗。这个时候的大明实力派军头，朝廷向以招抚为上。王斗再过份，有左良玉、刘泽清、贺人龙等人过份吗？
而且对王斗而言，崇祯皇帝有将他看成另一个戚继光的意思，便如戚帅当年一样，扫平南倭北虏，还天下以太平。更不可能因这点“小事”去责罚他，使之产生逆反心理。
同时崇祯皇帝内心暗暗有些欢喜，王斗得罪了当地的文人与商人，己经无法邀买人心，只能紧抱朝廷的大腿了。在崇祯皇帝等人心中，士子与商人乃国之柱石，得罪这些人，何人可以成事？
他叹道：“王将军捉拿东奴细作，这是好事。惜其年轻气盛，这处事……未免有些不周。”
“皇上所言极是。”
旁边的杨嗣昌与薛国观异口同声道。
平日不对付的人说话这么整齐，二人互视一眼，都是不动声色转过头去。
薛国观轻咳一声。与杨嗣昌一样，他也是刚过五十，方面大耳，一张颇有富态的脸。小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其大贵之相，未来定然封侯拜相。
果然相面之人当年所言灵验了，为了这个事，在薛国观成为首辅后，特意找到这个算命的人，给他买了房子。送去银子。该算命之人己经年近耄耋。正是穷困潦倒之时。托了当年所言，也算过上幸福的晚年。
薛国观进入内阁后，揣摩皇帝的心思。全力奉行温体仁的方案，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往日经常被皇帝召见的宠臣只有杨嗣昌，现在多了薛国观。其风头正劲，连杨嗣昌都要避让。
王斗的事，其实在宣府镇奏疏送到京师前，薛国观便己知详。
现在的京师各茶楼酒肆，衙门之前，相继拥进哭诉王斗“暴行”的东路商人士人“受害者”家属。赞赏王斗之举与抨击王斗之举的人分成数派，从口舌之争发展到肢体冲突。
还有言官闻之蠢蠢欲动，准备弹劾王斗罔顾人命。行事跋扈种种。
京师各事，只有崇祯皇帝不知。大明现状，几乎总是皇帝最后一个得到消息。便如崇祯帝最后两年，便怒责天下督抚甚至锦衣卫任何事都不与他通报，使之成为聋子与哑巴。
得到东路的消息后，薛国观与杨嗣昌都是按兵不动，首先探明皇帝的心思再说。
崇祯帝一开口，薛国观立时有了定计，他含笑道：“正如皇上所言，王将军在东路捉拿细作，严明关防，这是好事。东奴最善用间，关防种种，多被其刺探，致我大明失城甚多。东路近塞，虏骑疏忽可致，清剿细作与通虏之辈，也是为东路之安危着想。”
“当然，王将军毕竟年轻，又是军伍出身，这行事嘛，未免急燥了些，着当地官吏用心安抚便是。”
崇祯皇帝微微点头，这是他对薛国观满意的地方，善于揣摩自己心思，多从自己角度出发，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与那些邀名卖直之臣不同。
他下旨：“东路既己抚定，着有司会同审理，定罪后奏闻裁决。东路兵备道马国玺，分守参将王斗剿察有功，传旨嘉赏。二官也需知闻，事虽迫不得而发，也当求经久之策，切切。”
“……延庆州知州吴植自请致仕，查其老成历练，办事实心。虽有其子妾失察之事，准其戴罪立功，着罚俸一年，记过一次，仍原缺任官……”
这就是崇祯帝的恩威之术了，嘉奖了马国玺与王斗，仍让其文武相衡，防止王斗势力过大。同时挽留了吴植，让其感恩戴德下，更实心办事。让他安在东路，可以更好地监视王斗。
而且马国玺与吴植，一人倾向杨嗣昌，一人倾向薛国观，留二人在东路，也有相互制衡之意。
任何地方都不能一家独大，这是崇祯皇帝的想法。
……
“皇上圣明！”
在杨嗣昌与薛国观的歌颂声中，东路这场变故，就此落下帷幕。
对崇祯皇帝而言，东路之事，只是“小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谈。
不错，比起东路这件“小事”，方才崇祯皇帝与杨、薛二人谈的才是要紧的“大事”。
这便是张献忠与罗汝才等人重新叛乱之事，五月初九日，张献忠、罗汝才又反，他们才招安多久？刚刚一年，又迫不及待造反了。也因为有张献忠等人在前，崇祯皇帝对王斗更不敢严厉，王斗的威力，可不是张献忠之辈可以比的。
其实张献忠再次造反早有迹象，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忠受抚于谷城，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实际上训卒治甲杖，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骄不奉法。
他在谷城征粮、征税、扩兵，向熊文灿要挟无度，谷城知县阮之钿言张献忠必反，几次密告。熊文灿恶闻其语。不加理会，果然张献忠又反，阮之钿被杀。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声势大振。
崇祯帝闻报后极为愤怒。下令将熊文灿削官，戴罪视事。就在十几天前，授剿总兵官左良玉被张献忠打得大败，士卒死伤上万人，军资丢弃无数，所有的军符印信也全部失去。
因为左良玉大败，局势恶化，崇祯帝对熊文灿更怒，己经遣使将熊文灿逮捕入京。历史上的崇祯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熊文灿被斩首弃市。
这个时候。崇祯帝己经有令杨嗣昌为督师的意思。不过首先要解决粮饷问题。
早些年。大明己经征了辽饷、剿饷，因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寇，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当年的剿饷以一年为期，一年过后停止。不料粮饷用尽流寇还没有剿灭，崇祯皇帝只得下令征收一半。
现在张献忠又反，局势靡烂，要剿灭其部，需要的粮饷可能达天文数字。几日前，督饷侍郎请征剿饷全额，再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三数，共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
崇祯帝担忧失信于天下，毕竟自己下诏只征剿饷一半。现在复征全额，有出尔反尔的隐患。刚才在乾清宫，崇祯皇帝就是与杨嗣昌，薛国观二人商论这个问题，被宣府镇新来的奏疏打断了。
东路之事决定，君臣继续进行刚才的话题。
对于皇帝忧虑失信这个问题，杨嗣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赠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他为皇帝举例，全国统计在册田亩数共七百多万顷，往常的税收，也不过仅占百姓产量一成罢了。便是三饷加派，算是翻了一倍，也不过是百姓收成的二成，绝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剿灭流寇之后，便可免去这些加派，天下重归太平。
而且此次练饷的加派，还有剿饷的复征全额，主要对象是那些地主豪强，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什么影响，还有抑止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功效。
显然的，杨嗣昌忽略一个问题，各地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统一按亩征收赋税，会造成很多悲剧。更重要的是，在册的田亩土地，有一大半是藩王、权贵、宦官、勋臣、武人、文人、商人拥有的土地，这些人是不交税或是逃税的。
最终的负担，只会转嫁到普通的自耕农身上去，加上贪污腐败横行，各地官吏层层加派，正税之后，往往高达几十、上百倍的“副税”。三饷再一加派，只会造成更大的破产浪潮，更大规模的流寇出现。
杨嗣昌说的赋税大部归于“有力家”，显然行不通。
崇祯皇帝可能不明白，在册田亩这么多，百姓负担说起来也不重，为什么他们纷纷抗拒甚至造反呢？
这个道理，皇帝不明白，但杨嗣昌决不可能不明白，或许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通过他的分析，崇祯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他叹息道：“朕便传诏开征三饷，盼望匪贼尽灭后天下重归太平，百姓重又安乐。”
杨嗣昌歌颂道：“皇上圣明！”
对皇帝有可能任命自己为督师之意，杨嗣昌也在内心猜测到。他雄心勃勃，决心剿灭流寇，创不世之功，不负君恩浩荡。不过这事前，杨嗣昌流露出想调王斗随自己出战的意思。
崇祯帝当然同意杨嗣昌的意见，王斗这样的猛将不用，要用谁？
如狼似虎的鞑子兵都被其打得抱头鼠窜，区区流寇，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过王斗去年刚出战，今年回到宣府镇也不久，人困马乏，又新调任东路，诸事繁多，还是稍等一些时间，待其五千新军练出再说。观局势，好象还没恶化到那个地步，普通的官兵，也可以应付过来，只是需要一个得力统帅罢了。
……
杨嗣昌恭敬告退后，薛国观冷冷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对杨嗣昌可能被任命为督师，薛国观是一万个嫉妒。可惜自己没有杨嗣昌那么“知兵”，不过薛国观有自己博取君欢的方法。
对于目前的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薛国观尽思竭力，想出了一个妙法。
“爱卿有何妙法，速速道来。”
崇祯皇帝果然很欢喜，他整日为粮饷发愁，任何方法，崇祯皇帝都是欢迎的。
“借助？”
皇帝很惊愕。
“正是！”
薛国观从容不迫地道：“京师富户甚多，大明养士数百年，此朝廷危困之时，正是士绅豪族报效国家之时。臣之借助，便是发行借券，让官员富商捐献钱粮，以度国家燃眉之急。相关条文，臣己详细载于疏上，若皇上同意微臣之策，外廷官商，尽数包在臣的身上……”
他犹豫了一下：“至于皇亲国戚，非得皇上亲自出马不可。”(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