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三十二年正旦。
朱祁镇颁布了可以称为变法第一令的大赦诏。
大赦令的内容，也如名字一般。但其中内涵更丰富一些。
首先以天下太平为由大赦天下。
具体是重刑减轻刑，轻刑赦免。大多数死刑全部改为流行，流放西域伊犁。这也是为了巩固边防。
当然了，其中内容并非仅仅这些。
赦免所有贱民。
不管是陈友谅旧部所谓的九姓渔民，还是建文旧臣，还是海上的疍民，还有因为犯罪打入贱籍的人，统统赦免。
这也是为了扩边移民，而增添人力。
虽然，丘濬一直将夷州，也就是台湾开拓这一件事情拿出来说话。
但是实际上，在夷州开拓其中，得病死的，被土人杀死的，瘟疫死的，被蛇虫咬死的人，等等等，死得人不在少数。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这些人移民的人，都是在福建活不下去的人，这人命也就不值钱了。大部分官员在夷州过的日子，与福建差不多。
真正深入蛮荒，胼手胝足的人，都是老百姓。很多人的死亡是不见于官方文书的。
所以开拓边荒，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与消耗的。
此外还从法律之中，消除了贱民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今后即便再有人犯罪，也没有将家人打入贱籍这种司法操作了。
这由引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奴婢的身份问题。
释放奴婢为良人，从古代都有很多明君做，汉光武帝等人，都是为了加强对国家编户齐民的控制。
这也是地方豪强与中央政权的人口争夺战。
这个人口争夺战，从唐到宋，是呈现国家一点点的解构主仆之间的关系。从唐到宋，完全控制的奴隶制度，一点点变成了有契约的雇佣制度。
甚至宋代奴婢的主体，完全是雇佣奴婢，在法律上还是良人，不以贱民视之。
但是虽然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即便如此雇佣奴婢的身份也是非常尴尬的，可以说良不良，贱不贱的。
但是到了元代，出现一个大倒退。奴隶制度大举反扑。到了大明定鼎天下之后，也是废除奴婢，非官宦功臣，不得用奴婢。
庶民有奴婢，杖一百，放良。
只是这个政策在洪武年间，大抵还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之后，随即大明经济的恢复，很多富户自然也会雇佣人的。
所以大明法律之中，用雇工人，这个名词，来专门特指这一个阶级。
而且富户们还专门用义男义女这样的名义，来迷糊雇佣人的行为。
朱祁镇虽然也知道，他这一道命令，其实并不能直接将摧毁这个样的社会现实，毕竟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是有背后的经济逻辑的。
单单一纸命令，就能改变，太祖太宗早就做到了好不好。
在打击私人拥有奴婢这一件事情上，历代大明先皇是一致的。
但是朱祁镇为什么将变法第一刀切在这里。
却是他深刻的意思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在这种人身关系之上下刀，很多事情都会遇见了死结。
首先，发展工业就要有工人吧？
但是大明法律体系之下，其实没有工人这个身份的。
你也许会说了，之前不说了雇工人？这不是工人？
是的，不是。
不同的词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
雇工人这三个字，其实就是奴婢的一种代指了。
虽然这些人也有签订契约，但并不是很多想的类似劳务合同，而是卖身契。或许不会卖一辈子，有时间限制。
但是实际上，这些时间限制有时候都是空谈。
一旦签订这个契约，就等于定下了主仆名分。
当然了，而今也有一些单纯的雇佣关系，就是你给钱，做事，但是一般都是短工。一般长工佃户什么的，都有人身上的依附权力。
想想就知道。
即便是后世职场之上，还是有那么多潜规则的。
而在大明法律上对良人为雇工人的解释也很含糊，有不清楚的地方，大明百姓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给人干活的。
而强势的主家与弱势的贫民之间，哪里有什么人格上的平等？
首先，根本没有工人这种概念，能不能发展出来工业，单单说一点，即便真正能发展出来工业。
朱祁镇就要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
每一个大工厂主，都不是大工厂主，乃是拥有曲部数万，甚至数十万的豪强。因为这种社会关系赋予了他们人身依附的权力。
想想郭台铭麾下一百多万人都是这种性质的工人，政府能不能睡着觉。
朱祁镇在少府改革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提高匠户的待遇吗？并从匠户之中选拔出来待诏官员，这其实就是废除了匠户对朝廷人身依附与限制的关系。
朱祁镇强调这一点，其实也没有想过一下子将这些家庭之中服役的雇工人解放出来，而是他要强调，如果建立起工人，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就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而绝无人身依附关系的。
大明今后只有军户，民籍，最多再加上一个士籍，也就做官的人，再也没有其他身份的人。
朱祁镇也在诏书之中强调了，良民的权力。
有考科举的权力，有从军的权力，除却官府之外，不得加刑，即便再有佣人签订契约，也没有了卖身契的性子，而是类似于后世的劳务合同，最少弱势一方，有中止合约的权力等等。
虽然没有什么人生而平等，但已经确保了很多权力。只有百姓有了这种最基础的权力，才能有工业的发展。
否则大部分人都会停留在小作坊上面。
当然了，一道诏令提出到落实，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朱祁镇可以预见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一道诏令都是一纸空文。
但是朱祁镇要确定的不是什么地方是不能推行，而是什么地方可以推行，想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工厂都会开在人烟密集的地方。
朱祁镇只需保证这些地方能实行就行了。
最少不能让工厂主以此来反对朝廷。
另外朱祁镇要打断的还有农业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大明特有的制度就是世仆制度。
很多南方的地主，都会将自己的奴仆分配土地，让他们为他的佃户，这些世世代代为某一个家族服务，就会发展到只知道主家之令，不知道大明朝廷的存在。
另外还有一个诡寄之事，就是将自己的田地挂在有功名人名下来逃避朝廷的赋税力役，等等。
利用的也是这种身份上差别。
在明末长江两岸，江南，徽州，湖北很多地方，弄出了削鼻党什么的，都是这些新型奴隶的反抗。
这都不是朱祁镇想看到的。
不管是为了政令统一，还是朝廷赋税着想。朱祁镇都想看到，大明政府直接管辖良民的模式。
即便这种模式不能完全实现。朱祁镇也要先留下口子。
一点点的往这个方向前进。
这个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想做到这一点，现代的法律体系就需要大量补充，这倒不是问题。
王恕这些年在大明律之中，沉浸不少，制定一套符合朱祁镇心意法律，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对于大明基层行政能力，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一个最简单黄册都搞不定的基层政府，是不可能完成这么繁杂的操作的。所以，这一件事情虽然没有说的，但是改革胥吏就是这个政令的配套设施。
费胥吏建立吏员体系，是朱祁镇所有改革的前提，否则就是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