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来说，像杨国栋这样在天启年间当过登莱总兵、山东总兵，后因被认定为阉党而倒台，然后在崇祯二年危难之际又被起用为通州总兵，这样的人物死在了战场上，怎么也该有个动静，或者有个朝廷的封赏才对。
但是大明朝的事情就是这么不按常理办理。
由于其麾下新募之兵较多，且死伤惨重，余部在逃归通州的过程中又过于混乱，并未带回杨国栋的尸首。
结果，杨国栋的下落竟然成了“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其弟杨国柱以及其旧部这些人，四处奔走求告，希望朝廷予以抚恤表彰。
但最后也只是让杨振接替了其父杨国栋的广宁后屯卫世袭指挥使的职务。
至于杨国栋本人，再无下文。
这些陈年往事，其实现在的杨振也不太了然，因为其本身也并非原来的杨振，所以对此事也并不是很在意。
只是他身边有一些杨国栋当年的旧部，加上上一次宣府之行，他从杨国柱和其部将嘴里了解了一些往事，也才略略知道一些其中的缘由。
堂堂太子太傅、一任通州总兵之死，竟然没有留下一点水花，当然是有原因的。
除了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一点之外，其“阉党”的身份，“辽东”的出身，在当时都是犯忌讳的地方。
杨国栋是为了救援杨肇基而遭遇伏击战死的，但是杨肇基率部被围在三屯营，却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后来，杨肇基虽然听说了，但是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在崇祯三年冬病重，很快就死在了军中。
至于孙承宗派出去的五百骑兵，倒是全身而退了，而且多少也听说了杨国栋率部救援“三屯营”杨肇基的事情，可是孙承宗本人却对杨国栋兵败身死的传闻不置可否。
因为他对“阉党”深恶痛绝，其帐下幕僚同样如此。
一个看不破敌人围点打援之计的“阉党”余孽，死就死了，还能怎样呢？
与此相应的是，时任首辅周延儒与杨肇基有隙，对杨肇基各种排挤打压，连带着对冒死去救杨肇基的杨国栋也相当不满。
结果，到了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时候，朝廷“清算”袁崇焕的罪行，杨国栋在通州为袁崇焕和辽军提供粮草的旧账，也被翻了出来。
原本这在战时是灵活变通、顾全大局的好事，可到了清算袁崇焕罪行的时候，这却成了其私自勾结辽军，意图有所不轨的罪过。
于是各种传言再次出现。
有说其是后金间谍的，怀疑其在多年之前从辽东归来，就是来做内应的，是袁崇焕的同伙。
也有说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其实是在“三屯营”附近兵败被俘，已经投降了东虏了，并且做了东虏的大官，等等。
就这样，通州总兵杨国栋之死，在崇祯皇帝那里，同时也在把持朝政的清流大臣们那里，成了一个黑不提白不提的事情。
除了让其长子杨振世袭了广宁后屯卫指挥使的世职之外，对杨国栋的追赠竟然不了了之了。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战死的，被杀的，投敌的督抚、总兵和官员们实在是太多了，百废待举，京师朝廷没有顾得上这个“阉党”待罪之人罢了。
事实上，哪怕是后来，杨振在进入崇祯皇帝的视野之后屡获提拔，从团练总兵，到镇守总兵，到提督金海、登莱二镇总兵，再到征东将军、金海伯，战功不断，一路高升，按惯例朝廷也该追赠其父，但还是没人提及杨国栋的名字。
对于现在这位实际上来自后世的杨振来说，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也不确定。
但是他更加愿意相信杨国柱、张得贵、潘文茂、张臣、陶宗仪等等当年杨国栋身边旧部亲历者所告诉他的情况。
因为，若是杨国栋以大明太子太傅、通州总兵的身份，在景忠山下投降了黄台吉，那么他在后来的“大清国”内就绝不会是一个无名之辈。
可是这几年来，杨振俘虏了数不清的清虏将领，不仅有大批八旗汉军将领，也有不少的满蒙大员，但却从未听说过清虏那边有杨国栋其人。
要是杨国栋没死，而是像有的谣言说的那样在被俘后投降了清虏，或者一开始就是清虏的间谍，那么在黄台吉亲率大军围攻镇江堡，并且尝试招降杨振的时候，就该将这张牌打出来了，如果他真有这张牌的话。
然而，事实上并没有。
这已经说明一切了。
当然了，现在的杨振毕竟是穿越客，对于前身之父，他并没有什么父子之情，之所以关注这个事情，不过是利益攸关罢了。
他可不希望他这位名义上的父亲，因为大明朝廷上党争的缘故，而被那些所谓的清流言官们依据各种毫无根据的传言，稀里糊涂、张冠李戴的认定为投降了清虏的汉奸。
如果那些善于捕风捉影的“诬告犯”们，仅仅是弹劾或者指斥其父为阉党鹰犬、阉党余孽，杨振也能捏着鼻子接受，但是直接造谣诬告其叛国投敌，那可就不能接受了。
好在，这几年来，随着金海镇的崛起，随着杨振的封爵，尤其是麾下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已经壮大成为了可以左右关外局势的重要力量，先前那些笼罩在杨氏父子头上的谣言阴影，也日渐消散了。
如今只存在于朝中一些清流言官弹劾杨振专擅、跋扈的上书或揭帖之中了。
当然，在这中间，李吉在京师开办的洪兴抄报房，可没少起作用。
京师朝堂上的御史言官、清流文人们自以为掌握笔杆子，可以利用文字造舆论，杨振当然也可以。
而且自从洪兴抄报房开办以来，除了时不时刊载一些金海伯杨振和征东军在辽东痛击清虏的传奇故事之外，也没少花钱找人撰写杨振之父杨国栋昔年“横穿敌后”“渡海归来”“平定白莲”“保卫通州”“义救恩公，慷慨赴死”之类的演义故事，其在京师民间的名声还是很不错的。
就算是在清流言官群体之中，私下议论起来，也多以杨振之父代称，多多少少冲淡了早年有关其“攀附阉党”的指控。
当然了，在其弟杨国柱的嘴里，杨国栋昔年借助阉党当上总兵的事情是非对错姑且再论，但其以通州总兵的身份死于解救“三屯营”之围的战场之上，却是清清白白的，不容诋毁的。
此时当着杨振的面讲起来，也是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但是面对杨国柱的质问，杨振默然不语。
直到杨国柱神色、情绪平静下来，杨振方才说道：
“先考先妣之死，国仇家恨，侄儿永不敢忘。但是此番收复沈阳，然后收复整个辽东，事关重大，岂能意气用事？”
杨振语气平静，仿佛在说的是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一样。
而其淡然的神色与平静的语调，也让杨国柱猛然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人，并不只是他的侄子，更是早已威震辽东、麾下精兵悍将数不胜数的一方豪杰了。
自己是镇朔将军、宣府镇总兵不假，可杨振是征东将军、金海伯，是提督金海、登莱二镇军务的镇守总兵官。
意识到这一点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刚刚窝火质问杨振的做法，反而显得自己这个长辈不仅太沉不住气了，而且颇有一些倚老卖老的嫌疑。
一念及此，他叹了口气，正准备开口往回找补几句，却又听见杨振说道：
“叔父跟着洪督师、祖大帅他们，已经成功收复了广宁城，不知道叔父认为，洪督师他们收复广宁之方略何如？”
“你是说，三面围攻、一面设伏的打法？”
杨国柱当然知道收复广宁城的战法，而且他也无法否认这个打法最后成功了。
至少收复了广宁城，取得了预期的战果。
不过，正如杨振所料的那样，杨国柱对广宁城之战，显然也有一定的不满。
“这个打法，也不能说错，但最可惜的是，以如此全面占优的兵力，却未能将广宁城内的清虏全歼，也未能将来援的清虏全歼，大批清虏逃归铁岭、开原，将来仍是祸患。”
“叔父是否总想着要毕其功于一役？”
“以今日大明在关外全部兵马之实力，难道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吗？洪督师麾下数万人马，还有我宣府镇主力人马，已经出关备战两年有余，而今关内形势正不知发生如何变化，我辈岂能久居关外，空耗朝廷钱粮？”
杨国柱带宣府镇主力兵马出关日久，对宣府镇后方情形，显然也不是完全不知，所以在关外驻兵时间越久，其心中就越是焦虑。
“过去各种条件不具备，我也不赞成辽东辽西各部人马合兵一处，毕其功于一役，但是现在，先高丽，后蒙古，先辽阳，后广宁，清虏盛京之羽翼、臂膀，已尽皆除去。
“值此之际，辽东辽西各路合兵，已足有三十万众，若能勠力同心，直捣黄龙，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则于国家未来，于后世子孙，才是最为有利！难道不是吗？”
“叔父一腔赤诚，所说自然没错。但是——”
“但是什么？难道你要学辽西祖氏——，也搞那一套事事避敌锋芒，处处保存实力的打法吗？”
杨国柱出关以来，对辽西祖氏拥兵自重，有好处则奋勇争先，没好处则避敌锋芒的不满，也算是积压已久了。
此时此刻，他本想说的更难听一点，但话到嘴边，最后还是没有说出“私利为先”“拥兵自重”之类的重话来。
虽然杨振在打下辽阳城以后，没有乘胜追击，比如北渡太子河继续用兵，收复更多失地等等，让他略略有些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杨振开辟金海镇相当不容易，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朝廷和其他友军的多少实际支持，能在辽东敌后打出如今这般局面，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凭心而论，他也没法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了。
不过，他确实也很担心，杨振私下里跟辽西那帮人达成什么不利于朝廷的协议，更担心杨振走上拥兵自重的歪路，甚至是“养寇自重”的邪路。
正所谓，关心则乱，一经确认杨振已跟辽西方面，在收复沈阳城以及收复沈阳城之后的安排上，私下达成了一致，杨国柱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自己这个侄子开窍是开窍了，可也确确实实是变了。
再联想到这几天听到的消息，说是杨振在收复辽阳等地的作战之中，先后收纳了许多清虏的降兵降将，其中不仅有孔有德的部将和其他八旗汉军将领，甚至还有清虏满蒙八旗下面的许多满蒙大员，杨国柱的心情更是七上八下。
事前不请示朝廷，事后也不上报朝廷，这是要做什么？
要知道，擅自收降满鞑蒙鞑降兵降将，并用为部将，这要是传到京师朝廷那边去，必然又要引发轩然大波。
“叔父何不听我把话说完？叔父主张犁庭扫穴，永绝后患，这一点我也赞同，但是如何能够做到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叔父可有方案？若有，我愿洗耳恭听！若没有，不妨听我一言！”
面对有些心浮气躁的杨国柱，杨振的语气神色，渐渐变得凌厉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