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中有不少关于先秦时期“县”的材料。《周礼》的着作时代，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少争议。
因此，我们在运用《周礼》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时，“需要仔细地分析出来部分地归到正确的古代史里去”
3。这里，引述《周礼》中有关县制的若干材料，录之如下:
《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氏注:“四甸为县，方二十里。”
《地官·遂人》:“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
《秋官·县士》:“县士掌野。”郑氏注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晋、韩须为公族大夫食县。玄谓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县野之地其邑非王子
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则皆公邑也。”《地官·载师》:“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地。”郑氏注云:“或谓二百里为州，四百里为县。”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周礼》中的县制确有
西周时期以来国、野相分的影子，且其中有的记载另见于其它文献。如《国语·周语中》“国无寄寓，县无施舍”下，韦昭注云:“四甸为县，县方六十里。”虽数字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二者的基本涵义则是比较一致的。因此，我们尚不能对《周礼》所载县制作全盘否定。按照《周礼》的记载，卿大夫的采邑称为“都鄙”，细分起来，又有甸、稍、县、都、鄙等名目。然就西周、春秋时期的情况而论，虽然文献中有所谓的国人、野人之分，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国、野之制基本上未作为地方行政制度而真正存在过，这也正是《周礼》中有关县的记载无法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县制完全相吻合的原因所在。但除去其中所增入的春秋以后作为地域组织的县邑之县和郡县之县的若干内容后，我们不难发现，《周礼》所载县制资料仍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尤其，以上的县制材料均将县置于甸和都、鄙(野)之中间的地带，不仅较为符合春秋时期作为县鄙之县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同西周、春秋以来畿服之制下的国土构造的情况较为接近。
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当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国语·齐语》中管仲在阐述其所谓的“定民之居”的理论时，讲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故政之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有的学者指出，其与《周礼》“六遂”的组织相似。
4可备一说。以前，由于文献所载春秋时期齐国的县制资料较为贫乏，所以人们对其认识模糊。如清代学者赵翼曾讲到:“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按:“十”当为“三”之讹)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
5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管仲所规划的县制是否真的在齐国付诸实践，尚难以说得清楚。甚至，顾颉刚先生曾怀疑“《齐语》所说恐怕是战国人的话”，“齐县还没有脱离乡鄙制度的规模”。
6这也正是文献中对春秋时期齐国县制记载较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怀疑春秋时期齐国县制的真实可靠性。
根据以上的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原始形态的县，从最初的县鄙之县发展转化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的县邑之县，这正反映了两周之际，中国的基层地域组织渐趋完备，在新的国家结构形式之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新旧交替的壮阔历史背景下，正悄悄地孕育并即将萌芽这一客观事实。
县邑之县的出现与春秋时期县的涵义的变化
随着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局面的全面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县的内涵也在逐步发生着大的变化。
《山海经·海外北经》:“县居海水中”下，郭璞注曰:“县，犹邑也。”《广雅·释诂四》说:“县，国也。”这里，不论将“县”释为“邑”还是“国”，从根本上讲，并不矛盾。中国初级阶段的国家，是以一大邑为中心的邑土国家，故古代文献中常常“邑”、“国”相通用。就春秋时期的情况而论，“县”由早期的笼统的县鄙之县发展演变为地域日渐清晰明确的县邑之县，是古代县制的一大变化，这一变化是伴随
着春秋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而逐步展开的。1.大国争霸过程中的楚国灭国为县。
春秋早期大国争霸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中原大国霸主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联合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共同讨伐周边的戎、夷、蛮、狄各族，以后就逐渐演变为大国对华夏族的小国、弱国的激烈的兼并战争。随着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的进行，“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
7。据记载，“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一国尽亡其处。”
8另有记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
9，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10，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千里”1，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21。列国在对外兼并、掠夺大量人口和城邑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日渐明确的国土和主权概念。其中，最为典型的则为楚国的灭国为县之制。对此，洪亮吉曾较系统论述:
《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凡四十一县。《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然其制实自楚创始之。......盖春秋时已有改封建为郡县之势，创始于楚而秦与晋继之。至战国而大邑无不改为县矣。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