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十八年（1549年）暮春，京都南郊的渡口仍残留着战火的焦痕。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折断的刀枪与破损的旌旗，岸边倒伏的武士尸体旁，三好家的“三阶菱钉”家纹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就在昨日，三好长庆率领六千精兵在此击溃细川晴元与三好政长的八千联军，逼得细川晴元逃往京都，三好政长则在乱军中被杀。这场江口之战，不仅终结了细川家对近畿的百年统治，更让三好长庆踩着硝烟踏入了京都，成为这座古都新的掌控者。
彼时的京都，历经应仁之乱后早已不复往日繁华，却仍是日本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三好长庆骑着骏马，身后跟着手持纹旗的亲卫，身旁簇拥着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这三位日后被称为三好三人众的核心家臣，以及一位面容精瘦的武士，正是后来成为他女婿的松永久秀。
当马蹄踏过京都的石板路时，沿街百姓或躲在门后窥视，或跪地行礼，空气中混杂着敬畏与恐惧。三好长庆勒住马，抬头望向远处的二条城（幕府将军居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从阿波国的地方豪族，到近畿的实际统治者，他只用了十年。
进入京都后，三好长庆并未取代幕府，而是以幕臣的名义架空将军。三好长庆深知，近畿与四国的统治需靠家族纽带和亲信制衡的方式维系，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如同一位精密的织工，将三好家的势力编织成一张覆盖十国的大网。
三好长庆的权力根基，首先建立在亲兄弟的忠诚之上。除长兄早逝外，其余三人皆被委以重任，构成统治的核心骨架。二弟三好义贤被任命为四国总奉行，驻守阿波国胜瑞城，掌控阿波、赞岐两国。
三好义贤是兄弟中最具谋略者，不仅平定了四国东部的叛乱，还组建了一支精锐的水军，用以控制濑户内海的航道，为近畿输送粮食物资。三好长庆对三好义贤极为信任，甚至允许他使用三好本家的家纹，足见其地位之高。
三弟安宅冬康被派往淡路国担任水军总领，淡路岛是濑户内海的交通要冲，控制此地便能切断四国与近畿的海上联系。安宅冬康不负所望，他整合了淡路国的安宅水军（原守护安宅家残余势力），建造二十余艘大安宅船（搭载铁炮战船），不仅保障了三好家的海上补给线，还多次击退来自纪伊国的海盗，成为近畿海域的海上屏障。
四弟十河一存坐镇岸和田城掌控和泉国，十河一存虽年轻却以勇猛着称，江口之战中曾单骑冲阵斩杀细川军先锋。岸和田城北接摄津（三好长庆核心领地）南邻纪伊，是近畿南部的门户，成为三好长庆最可靠的近畿预备队。
三位弟弟如同三根支柱，分别掌控四国腹地、海上通道与近畿南部，与三好长庆坐镇的摄津国形成四方呼应。这种家族分治模式既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的风险，又能快速应对各地的叛乱，是三好家短期内稳定统治的关键。
若说兄弟是核心支柱，那么亲信便是权力触须。三好长庆深谙联姻提携的权谋之道，通过婚姻与官职任命，将松永久秀、游佐长教等牢牢绑在三好家的战车上。岳父游佐长教作为畠山家的实际掌权者，控制着河内国与纪伊国。
双方缔结政略婚姻，游佐长教名义上仍属畠山家，实则完全听命于三好长庆，河内与纪伊两国也成为三好家的直接从属领地。这两国盛产稻米与木材，是近畿的粮仓与建材基地，为三好家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松永久秀，这位出身播磨的武士，最初只是三好家的普通家臣，却因江口之战献策立下大功，被三好长庆看中。不仅将女儿嫁给松永久秀，还破格将其纳为一门视为家族成员，任命为大和国信贵山城城主。大和国是佛教圣地拥有诸多寺院，松永久秀在此征收寺院税，为三好家带来巨额收入。同时信贵山城地势险要，可俯瞰近畿平原，成为三好长庆控制京都的南翼堡垒。
松永久秀之弟被三好长庆安排入赘丹波国守护代内藤家，成为内藤国贞女婿而改名内藤宗胜。丹波国是近畿北部的屏障，与细川晴元的残余势力接壤，三好长庆此举既让内藤宗胜名正言顺的掌控丹波，又能利用他监视细川家的动向。内藤宗胜上任后立即整顿丹波，修建八上城作为据点，成为三好家在近畿北部的前哨。
通过这一系列布局，到天文十九年（1550年）末，三好家已实际掌控近畿的摄津、和泉、河内、纪伊、大和、丹波六国，以及四国的阿波、赞岐、淡路三国，再加上名义上从属的部分地区，总计十国领地。
这是自室町幕府建立以来，地方豪族掌控领地规模最大的一次。三好长庆坐镇摄津国高屋城，每日处理来自十国的奏报，接受各国豪族的朝贡，甚至模仿幕府将军举行御马前（武士觐见仪式），享受着天下人的待遇。
高屋城议事厅内，三好长庆的府库中堆满了各地送来的贡品。阿波国的珍珠、赞岐国的海盐、河内国的稻米、大和国的漆器，还有纪伊国的珍稀木材。松永久秀站在一旁笑着说道：“主公，如今近畿与四国皆在掌中，将军不过傀儡，三好家的霸业，已远超当年的细川家。”
三好长庆端起酒杯，望着窗外的樱花，满是志得意满：“这还不够，待平定丹波的细川残党，我便要让整个西国，都插上三好家的旗帜。”然而京都这座古都，似乎总带着一种诅咒。从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到后来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每一位试图在此建立霸权的天下人，都难逃盛极而衰的宿命。
三好长庆的巅峰也暗藏着致命的伏笔，而这些伏笔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悄然爆发。
三好家的十国领地，实则分为直接从属与附属势力两类。直接从属如摄津、和泉、阿波等，由三好家直系或亲信直接统治；附属势力如纪伊国部分豪族、淡路国旧安宅家臣，则是通过臣服归附，仅需缴纳贡赋、出兵助战，保留一定自治。
这种平衡的核心，在于游佐长教控制的河内与纪伊。这两国是直接从属的典范，也是连接近畿与四国的关键。但游佐长教的统治依赖于畠山家傀儡与三好家支持的双重身份，一旦失去三好家的绝对威慑，或自身遭遇不测，河内与纪伊的豪族便可能反叛。
三好长庆对此并非没有察觉，却因过度信任游佐长教，未在两地安插三好家的直系武士，从而为后来的权力松动埋下了隐患。江口之战后细川晴元逃往京都，虽仅剩数百残部却仍保有细川家督的名分。
细川家作为室町幕府的管领，百年积累威望并非一朝一夕可灭。丹波、近江等地的旧细川家臣，仍暗中与细川晴元联络，等待着反扑的机会。三好长庆虽派内藤宗胜驻守丹波，却低估了细川家的名分号召力，未加彻底围剿，这让细川晴元得以在丹波休养生息，逐渐集结势力。
被架空的足利义藤，表面上对三好长庆言听计从，甚至在三好长庆进入京都时亲自出城迎接，实则暗中积蓄力量。他利用将军的名义，联络近畿的寺院势力，试图借助寺社的武力；同时他对三好家与细川家的矛盾冷眼旁观，等待双方两败俱伤的时机。
江口之战后两年，足利义藤虽与三好家讲和，却从未放弃恢复幕府权威的野心，这为后来幕府内部的分裂埋下了种子。这些伏笔，如同埋在三好家霸权下的地雷，而引爆它们的导火索，便是天文二十年（1551年）游佐长教的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