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3日，西线德军执行“红色方案”的第三天，法军就在各个战场上面临崩溃了。法军东北战线上的3个主要的集团军群在4月份的战斗中，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包围，因此造成了新组建的部队极度缺乏合格的军官和士官，也没有多少经验丰富的老兵。除了极少数部队（第10集团军下属的几个师）外，大部分的部队都在遭遇德国装甲师突击的瞬间就土崩瓦解。因而在5月3日当天，魏刚上将就建议政府撤离巴黎，并且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
他的建议在5月3日当天就得到了政府批准，而撤退也早就在计划之中了。法国政府新的驻地是巴黎西南200公里外的图尔，不过图尔不是法国抵抗的中心，而是投降派和逃亡派的首都。现在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选项，已经没有在本土坚持抵抗这一项了。
现在的法国高层分成了投降和逃亡两派，投降派的领袖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
他认为法国人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失去了“含笑为国捐躯”的勇气，即便政府逃亡海外也不可能指挥本土的法国人继续抵抗。
而在法国政府逃亡后，德国人很有可能采取当年普法战争之后的策略，让法国投票选出新的总统和议会，这样法国的政治就会出现分裂。而且退守海外的法国政府很可能要面临否认民主选举合法性的尴尬局面。
另外，主张投降的并不仅仅是贝当这样具有右pai和法国法西斯背景的军人政治家，包括中左的社会党和平主义者，中右的民主联盟“和平派”。甚至处于半取缔状态的法国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在巴统空袭事件后因为主张保卫苏联而被取缔），也在前线败局已定后开始活跃，谋求成立一个苏维埃政府去和德国讲和，而且还竭力破坏国家的防务。截止4月底，就有数百名布尔什维克党员被捕，其中有四人还因为破坏飞机工厂而被枪毙，成了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先烈了。
在这种情况下，亨利.贝当元帅认为法国政府一旦离开，就会立即被法国人民抛弃，沦为英国谋取法国海外帝国和舰队的工具，变成法兰西的叛逆！
而主张逃亡的那一派的领袖是总理保罗.雷诺和陆军部副部长戴高乐。其中保罗.雷诺还在5月3日这天给罗斯福写去了求援信，信中仿效丘吉尔的口气，说：“将在巴黎前面、在巴黎后面……在各省、在北非，如果必要的话在美洲作战”。不过就在这封信用电报的形式发往美国的同时，雷诺就********宣布巴黎不设防了。
这位法国总理现在显然得了精神分裂症，一会儿高喊要抵抗，一会儿又命令这里不设防，那里不设防——到了最后，凡是有2万以上居民的城市统统不设防，这还抵抗个屁啊。
而在法国的政界和军界都一片慌乱的同时，法国的民众同样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抵抗意志。除了总是造成严重道路拥堵的逃难者外，就是不愿意让战火烧到自己的家乡——在意大利宣战后，法国南方的不少地方的居民甚至把马车和货车拉到了机场，阻止那里的英法轰炸机起飞去轰炸意大利，因为他们害怕意大利的轰炸机进行报复！
到了5月5日，就在法国上下乱成一团的时候，进攻巴黎的先头部队，“大德意志”旗队和“阿道夫.希特勒”旗队的数千名官兵，列成了堂堂阵容，在突击炮和装甲车的伴随下开进了不设防的法国首都巴黎。
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也带着他的排走在入城的队伍中，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激战，他的排只剩下了十八个人（其余不是阵亡就是负伤）。不过他们每个人此刻都兴高采烈，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不过巴黎的市民却一点都不快乐，也没有人用鲜花和掌声欢迎我们，历史课本上的内容都是瞎扯，我们进攻了法国，他们怎么会欢迎？”在战后回到奥地利当了警察局长的古斯塔夫.施瓦辛格后来是这样对他的大块头儿子说的。
“实际上我们是在一片哭声中入城的，我发现大街上每一个法国人都在哭，哭得非常伤心。不过除了哭鼻子之外，这些没用的法国人就没有别的抵抗行动了。如果哭也算抵抗的话，他们也算抵抗过了，实际上这是巴黎唯一的抵抗。
之后的一些日子，我们就驻扎在巴黎，过得非常愉快。吃着美味的法国菜，住着舒适的房间，还有许多漂亮的法国姑娘……阿诺德，姑娘什么的可不能和你妈说，知道吗？总之，那是非常快乐的时光，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过得最舒服的日子。”
……
“亲爱的，我太崇拜你了，你比毛奇伯爵还要伟大，能够嫁给你，替你生儿育女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一定要替你再生两个孩子……”
1940年5月6日，在乘车前往柏林夏洛腾堡宫赴宴的时候，克洛伊一直在不停说话，不时还把一个个热吻献给了赫斯曼。赫斯曼现在是她最崇拜的偶像，因为德国军队在他的领导下真的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了巴黎！
消息传到柏林，这座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举城欢腾。81岁的威廉皇帝在夏洛腾堡宫外的广场露面，穿着全副戎装，发表了“胜利演说”，宣称：“一个新的时代，欧洲团结在德意志周围，共同前进，不再有战争、贫穷和动乱的美好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了。这是上帝赋予我们日耳曼民族的使命，我们终于将它完成了……”
而当国防军总参谋部高级军官们的车队在皇家近卫骑兵团的骑兵护卫下，进入柏林城的时候。道路两旁，已经挤满了欢欣鼓舞的柏林市民。成年的男人们都穿着各种军服，不是褐色的冲锋队军服就是野地灰色的旧军服。而女人们则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冲着骑兵护卫的车队拼命挥手。还不时有人行抬手礼，高呼“万岁，德意志！”“万岁！国防军！”
“再生两个？”赫斯曼笑着摸了摸妻子的肚皮，“这已经是第六个了，而且你都四十多岁了。”
“我想我应该生够八个，这是我作为一名日耳曼母亲的责任。”克洛伊笑着回答，“作为侯爵夫人和元帅阁下的妻子，在这方面我应该以身作则。”
现在的德国政府鼓励生育，生够四个孩子的母亲会被授予铜质的“日耳曼母亲”十字勋章；生六-七个孩子者，则会被授予音质十字勋章；生八个及以上者，则是金质勋章。
而海因斯贝格侯爵夫人克洛伊一直是个很有使命感的女人，她认为自己足够强壮（能生），也足够富有（养得起），而且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贵族（应该做好榜样），因此没有理由逃避为德意志生儿育女的责任。
不过这在赫斯曼看来却有点小问题，倒不是担心克洛伊会怎么样，而是德国政府这些年来实行的把女人当成生孩子机器的政策会影响德国的战争潜力。
对人口数量不算多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多生些孩子并不是坏事，但是在战时仍然鼓励妇女生育而不是让她们走进工厂替代从军的男性，则会减少德国的军备生产。
在德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之下，现在大部分德国女性都将生儿育女看成了头等要紧的事情（德国男性也是这么认为的），而战争形势又是一片大好，看来在目前情况下要动员德国女性去工厂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事儿也不归总参谋部管辖……
那么消化和整合那些被德国控制的欧洲国家的生产能力，就成了德国能否在工业生产上战胜英美的关键了。
而在所有已经或可能被德国控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中，法国无疑是工业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在世界上它可是仅次于美国、德国、苏联和英国的第五大工业国。
想着这些问题，赫斯曼乘坐的汽车已经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驶入了辉煌富丽的夏洛腾堡皇宫。
在皇宫的庭院之内，此时已经停满了各种颜色的豪华轿车，大部分是属于德国军政要员的，他们都是德意志征服法国的功臣。也有一些属于友邦大使，他们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来向德国皇帝表达祝贺的。有不少汽车上面绘有古老的家族徽号（赫斯曼的汽车上也有，是两只狮子和一个十字架）。
“双头鹫！”克洛伊走下轿车的时候突然拉了下赫斯曼的袖子，然后指着一辆不知道什么牌子（是匈牙利拉鲍）轿车上的徽号。
“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双头鹫？”赫斯曼看到这个徽号也愣了下，“这是谁的汽车？”
“应该是奥托皇储殿下，”克洛伊说，“看来他从比利时回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