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吉宗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真诚不做作”的话。
船队运来粮米，只是因为听闻有大饥，所以搏个雪中送炭之情，其目的还是为了多拿几张贸易信牌？
这么真诚的吗？
德川吉宗是真的无语了。
看着纸上的回话，却又觉得这些话很可信。
这个人认为狡兔三窟要随时代而变，这个时代，有钱就有窟。
大不了往欧罗巴跑，只要有钱就行。
幕府这边的政治和大顺那边不完全一样，可是君主都有近乎无限的权力。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不错。
德川吉宗自己心里也有数，只是分封体制下，他距离大顺天子的权力还差一些。
这个刘钰想要搞钱，只是为以后做打算？
若是一旦在大顺那边容不下了，就要跑路，所以才不顾一切地搞钱？
这是个很聪明的人，因为那本小册子和武人、战马的事，德川吉宗对刘钰很感兴趣，特意询问过长崎奉行。
长崎奉行也把初见之事说了一番，就说这个人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并不会出卖太多的东西，以免出了大事，他就难以方便贸易了。
这个聪明人如此直白爽快，虽然感谢有些让人有所不齿，觉得这是一个不忠不义自私自利之辈，却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善于谋身。
听着刘钰说有办法可以缓解饥荒，只要能够多给几张贸易信牌……
若是别人说，德川吉宗肯定不会相信，以为是妄人妄语。
然而有前面那本关于币制改革的小册子做铺垫，虽然在德川吉宗看来，刘钰的人品极差，但却相信对方有才能。
敢于说这话，就一定能做到。
这一次气候变化带来的饥荒，确实让德川吉宗焦头烂额。
之前十年，不顾廉耻地搞“上米制”，以削弱幕府统治根基为代价，用减少参觐交代时间为抵偿，让各个大名们多给一些米，总算是熬过了财政危机。
可刚刚熬过，去年刚取消了上米制，今年又来了一场气候突变的饥荒。
濑户内海周围，气温突降，整个夏天都很寒冷。
按照后世史书《德川实记》的记载，饿死了人，也不知道这么精确的统计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今年冬天的气候也还是不太对，看这样子明年也是一个荒年，现在濑户内海附近周边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饥荒。
米价倒是涨上去了，但……但这根本不是德川吉宗想要的涨价方式。这么涨价，价格倒是涨了，可是一揆之类的事肯定不会少。
刘钰随船带来的几船粮米，连聊胜于无都算不上，对于饥荒根本没有根本性效果。幕府再财政危机，也不会差这几船米。
或许，此人真的有解决的办法？
他知道刘钰不会日语，便和侍奉跟随作为翻译的儒官青木昆阳说了一声，没有选择再用纸笔交流。
刘钰也不是一点日语也不懂，多少能听懂几个词。
他想出的换贸易信牌的东西，当然是地瓜。
这玩意，自己不搞，日本人自己也会搞。
最早搞兰学的儒官青木昆阳，就写了一本《番薯考》，使得地瓜很快在日本推广开来。之前地瓜可能是叫萨摩芋头，刘钰在长崎也见过，可能还叫唐人芋。
总而言之，地瓜推广，也是这个享保大饥荒逼的。民众要是都饿死了，谁来种田缴税呢？
他是没有半分“资敌”的愧疚，反正早晚要搞，差个一年两年的，自己换几张贸易信牌，岂不美哉？
此时负责翻译的青木昆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将来要被日本铭记的功劳，被眼前这个人抢走了。
他把德川吉宗的话翻译了一番。
“如果真的可以解救民众的饥荒，那么贸易信物是可以多给你一些的。既然你要狡兔三窟，那么在你还可以贸易之前，这些贸易信物就不会取消。如果真的有效。”
听到这样的承诺，刘钰心头大喜，盘算着既然这么说了，怎么也不好意思就给自己一两张吧？
若是能给上十张，那么自己就拿到了华商信牌的二分之一左右。
就可以联络江浙帮、福州帮、漳州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成一个专门对日经营的团体，挤走那些不合作的，把内卷变成合作。
只有把内卷变成合作，才有机会将来拧成一股绳，对抗荷兰人。
免得自己这边要搞荷兰人，各个海商帮派在后面扯自己后腿。
但他也知道，这时候不能问，不然就像是做买卖了，对面面上不好看，说不定就把个好事搞砸了。
于是把怀里自己书写的《番薯考》递了上去，上面都是汉语，日本人应该看得懂。
他也不知道眼前这位做翻译的儒官就是青木昆阳，李鬼和李逵的手一触碰，书便送了过去。
上面详细记录了亩产、种植等方式，又写了诸多好处。
“此物若能推广，莫说公四民六，便是公六民四、公七民三，亦有何不可？然则若公七民三，则大名日壮，存粮日多，为将军考虑，还是应该广开贸易。以让其将多余的米换成钱，多穿丝绸、多用贵物。此为后话。”
“而如现在，若能推广，亦可使得少饿死许多民众。人非畜生，畜生饿死，也就饿死了。人若饿死，岂肯做安安饿殍？必然效奋臂之螳螂。天朝之事，不可不察。”
嘴上说着诸多好处，心里却想等他娘的地瓜推广了，这饥荒早就过去了，该饿死的早饿死了。
但是有了地瓜能保着底层饿不死，各个大名就能多收许多税。或者用来积蓄力量将来反叛，或者钱多了米多了奢侈成风，不管哪一种都是有利的。
唯独就是思来想去，除了金银铜，日本似乎实在没什么能贸易的东西。或许将来海运发展了，能从日本买米？
想想也不是不可能，孟加拉的大米都能卖到英国去，只要航海技术再进步一些，应该也是有利可图的。
若能在数年后迫使日本开国，先要掐死的就是日本的伊万里烧瓷器，再掐死丝织业，这样就能让日本成为一个出口大米和金银铜硫磺的地方，反正其其余资源匮乏，也不怕在这么严重的剥削之下还能发展起来工业。
初步工业化的商品冲击，必然要带来小农经济解体、农夫破产的惨剧。
日本不惨，大顺就得惨，整个东亚，百年之内只能容得下一个初步工业化国家。
在来之前，他已经想好了各种说辞，此时更是滔滔不绝，讲起来许多歪理邪说。
只是这些歪理邪说，让德川吉宗大感兴趣。
能不能挽救饥荒，现在看来大约是能的。这个疲惫大名的说法，也有那么一点道理的。
翻看了一下这本《番薯考》，上面用详实的记录和数据，证明这东西确实可以在日本推广。
最关键的，还是不占好田，可以在一些山坡上种植。叶子也可以吃。
刘钰又道：“日本自古就是食草民族，我来长崎，连牛肉也不曾见过，山羊绵羊都不曾见。这番薯不但可以吃根茎，还可以吃叶子。都说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这个是很有道理的。若是种植了番薯，便可以把‘芝麻’再榨出最后一滴油。”
作为儒官，青木昆阳实在是有些不想继续翻译下去了，心想这样的话，这个人是怎么说出口的？
再一想刘钰的所作所为，心中无忠义，无君无父，只有自己，只爱钱财……他也只能微微叹了口气，心道此人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然而后面的话，让青木昆阳彻底无语了。
“所谓礼者，上下尊卑之别也。上所能用而下不能用，下固知上下之别。日后，待番薯普及，便可规定，武士可以吃米，农民只能吃番薯。若是吃米，则以经济犯捕捉。既然番薯可以吃饱，那么为什么要吃米呢？”
“反正贵国的农民如今也吃不起精米，只能够吃些米糠麦饭之类，番薯普及，这并不会造成米贱伤及士农的情况。”
德川吉宗听得饶有兴致，但也不好表现出来，便道：“若能救济灾荒，这是好事。你所着的《铸币论》也大有道理。按你所言，元禄改铸，金银钱中多加锡铅，以至物价飞涨；正德改铸，金银太足，市间钱少，米价便低。若能再行改铸，或可控制米价。”
“只是汝等前来贸易，只在意金银铜，于俵物等并不在意。新井白石言，金银铜者，若骨，不可再生。难道汝等除了金银铜，就没有其余的货物可以得利了吗？”
说起这个，刘钰也是萎靡了精神。
心道，是的，没错，除了金银铜之外，别的你们也没有什么了。倒是有硫磺，然而这贸易量也不大。
天朝不敢说无所不有，但就现在而言，别的手工业能产的东西，天朝还真看不上眼。
别说日本了，便是法国英国又怎么样？还不是年年贸易逆差？无货可卖？
“除金银铜外，米亦可。所谓，谷贱伤农，士农为国本。米若不吃，三年便要腐败。日后若是米价过贱，或可买米。除此之外，实不知还能贩卖些什么。”
这本就是刘钰的想法，日本资源太缺乏，也就能把日本的那点金银铜都抠走以作起步之用。再剩余的，若是能够打开贸易，市场倒也不小，当第一桶金应该是足够了。
德川吉宗也知道，现在讨论卖米的事并无意义，至少一两年之内，米价都会居高不下，遂道：“若是灾年继续，汝等亦可贩运粮米来长崎，可用金元购买。你既有献铸币法，又献《番薯考》，我亦不可食言。长崎信牌，唐商共二十五张，汝可得十三张，以作汝‘三窟’之用。只要你还来长崎贸易，信牌便永不变更。”
“除此之外，若能运来粮米，则不再信牌贸易之内，只是没有铜为返货。每百石米，可携生丝砂糖等货物若干，皆以金银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