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数着时间过日子，开宝二十二年，到来了。
过去的两年，毫无疑问，是大汉进入开宝时代之后，最风波迭起，也最乱象纷呈的两年。
大案，政潮，党争，战争，叛乱……形形色色，纷纷扰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就是波澜壮阔的开宝北伐，也没有如此“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
这几乎是大汉建立三十余年来所积攒弊病的一次大爆发，一次彻底的释放，也是几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彻矛盾的缩影。
当然，对于大汉而言，这只是巨人身上出现的一点小瘙痒，只是这辉煌时代下发生的一点小插曲，一点小调剂。帝国大势已成，或许波折，或有小势的变动，但大势难改。
一整个冬季的过去，使得大汉百姓对西北叛乱的关注度直线下降，即便是最好议政的东京士民，也被一些更为新鲜、更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就是那些带有宣传性质的说书人，反复斥骂叛贼，歌颂朝廷，也觉乏味了。
甚至于，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关内，都有些沉寂下来了，在朝廷堪称严酷的封锁政策下，三个月的时间，彻底在榆林外围构造了一条牢固的封锁线，把叛军牢牢地关在榆林境内。
冬初之时，尚能从榆林传出一些消息，不论是真相还是流言，总有一些动静能够为人所知。关内道，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区，也是多有纷扰，人心不稳，状况凭出，当然在一干“觉醒”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弹压下，迅速恢复平静。
整个冬季，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赵王刘昉在榆林周边调兵遣将，而沿榆林周边的那些对外通道，都被严格封锁，各关隘堡垒，增兵增粮，严防死守，甚至于，除了几条主要的后勤补给通道，其余道路，全部锁死，即便一些山野小径，也不放过，通过大量火药，将路径销毁，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榆林对外（主要是对关内）通道，尽数隔断。
至于黄河沿线，各个渡口，也都屯有戍卒，更有数千骑兵，来回巡弋，夸张点的描述，一只冬鸟都难以逾越。
当然，想要做到彻底的封锁，也不太现实，但是，成规模的叛军外蹿，是被切实限制住了。叛乱之初，叛军尚能遣派贼属，行流寇事，将混乱扩散蔓延，这些人，也是刘昉第一步的消灭目标，并迅速取得成效。而在榆林封锁线落实之后，叛军流蹿裹乱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压制到最低了。
或许有小股的叛贼，阴潜南下，然而且不提这其中的困难，即便让他们成功偷渡了，如何在关内展开行动，搅起叛乱，也再不容易。
整个关内道，都按级别进行戒严，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环、庆、金、延四州，戒严力度，几与军管相类，执行力度，更是空前。
所有民间活动，都被压制，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所有农牧渔民，除了受官府征召，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都只能安居乡里，村里联保互督，就是新年，都不准走亲访友。
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举报有奖，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不合规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饭，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都一点不稀奇，乱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现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显着的，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老老实实地待着，自然不会有事。同时，也着实让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抓起来向朝廷请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鱼龙混杂，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一个冬季的时间，自环庆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民间的流动与活动，大为减少，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
过去那种，商旅如织，人流如潮的情况，不复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贾。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员流动，以保证治安，维持稳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险与机遇，从来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
普通的商贾，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没法做，日子没法过，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却是难得的机遇。聪明的有实力的人，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有这道口子在，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竞争者直线下降，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尽情地收割财富。
一张通商证，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像长安、凤翔这样的大城，不投入个数万贯，根本拿不到。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方才打了个补丁，禁止通商证的转让，以实名实商注册。
即便如此，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也向朝廷奏报此事，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以致奸商作祟，大发国难财，关内物价飞涨，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关内南部，远离榆林，就实无不要。至于陇右、河西部分地区，就更是凑热闹了。
不过，这样的提议，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采取了默认态度。道理是那般，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只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论，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
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但不这样做，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就目前来看，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这世上，绝不缺冒险投机者。
不过，御史的进谏，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对于那些乱象，就十分不满，只是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暂时忍耐。
西北问题频发，始终肃而不清，不只是刘皇帝，就是向以宽仁着称的刘旸，也失望至极，有些无法忍受了。
针对于此，又督促吏部，对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于一时。
喜欢牟取暴利的人，总有个上限，鱼肉百姓者，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得心应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
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有多少过激之处，又造成了怎样的后遗症，但在平叛事宜上，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待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榆林道就仿佛从大汉消失了一般，除了宣慰司偶尔而发布一些官报消息之外，再无其他内容，好似被遗忘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