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情如火，席卷西南，虽然像善阐、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镇，一直坚如壁石，未尝有失，但祸连滇黔的西南大叛乱，也足以让朝廷寝食难安了。
滇黔之乱之于朝廷，要紧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蛮部、土司叛乱，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镇，死了多官民。实事求是地讲，滇黔就算被彻底打烂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无关痛痒，毕竟很难动摇的帝国根本。
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哪里，永远在中原、河北，当然最近二三十年东南江浙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也渐渐赶了上来，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秩序运转最核心也最强劲的动力。
而其他地方，边地如西北、西南、山阳、东北者，虽然同为帝国不可分割之地，起着鼎足之作用，但总归是次一等，属于一个强盛帝国颜面与表征。
就冲着这份帝国尊严与荣耀，为了维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头，朝廷也不可能容许叛乱、背离的发生，处在强盛期的帝国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勘暴制乱。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来说，不管是哪一方出现严重动乱，都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出现了问题，也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虫瘴气依旧是滇黔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阻碍，但建隆时代比起过去，终究大有不同，联系也是日益紧密。
连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诏，何况归治数十载的滇、黔之于帝国。同时，若滇黔局势长久糜烂，那么地形、气候、民族分布、治理现状都与之高度类似的剑南南部州县、广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区，乃至高原另一侧的吐蕃，都难免受其影响，范围再扩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维护的精华之地了......
川蜀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教训可依旧存在，至少对亲身经历见识过的刘文济君臣而言，是不敢过于大意的。
因此，为了西南的安宁，为了帝国的统治，朝廷对滇黔之乱的重视一路飙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必须及早将之扼杀，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在滇黔地区范围之内。
眼见乱象扩大、贼势蔓延，而地方官府官军却不能制，帝国终于从中枢层面以下，正式发力了，向滇黔进军平叛的诏令与平叛大军的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实。
当然，刘文济鞭策下的帝国朝廷，虽然难免犯一些迟钝的、傲慢的“大帝国病”，但处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乱这等军国大政的问题上，还是不会如此迂缓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观察、了解乱情之发展，同时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则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平叛事宜了，筹措粮械，调兵遣将，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从滇黔重镇及其周边构建起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
皇帝刘文济或许并不精通军事，但他知全局，识大体，懂战略，同时，身边也不乏优秀的军事人才为之谋划出征。而为刘文济谋划西南军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书张俭、由少府转任殿中监兼枢直学士的萧恭，以及最为关键的枢密副使曹玮。
而曹玮也是西南平叛的统帅，被刘文济任命为西南招讨使，总督剑南、湖南、广西、滇黔之军。同时还给曹玮配了两名副手，西南巡检使折惟昌与两广巡检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无需多说，折氏嫡传后裔，正值壮年，老将曹克明则是百丈伯曹光实之侄，是一个久经沙场且临阵指挥应对能力很强的将领，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镇广西。
一直以来，在很多帝国臣僚眼中，曹玮能够跻身高位，成为枢密院的“常务副枢密使”，都是靠着履历以及家世，在其军事生涯中，虽然参与了几次对内部叛乱的平定，但实在没有多少能够拿出来服众的成绩。
当然，这一点实则是和平帝国体系下所有军队将帅的通病，出身、履历与资历是其晋升最主要的依据，毕竟不像老一辈的将帅，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出赫赫战功来。只不过，由于曹玮身居高位，这一点被更多地放大罢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只对汉帝国来说是一件攸关统治的大事，于曹玮本身而言，也是一场证明之战。而这样的机会，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来，建隆十年的曹玮，已经五十五岁了......
战争才是将士最好的学堂，也是最高效的练兵场，在西南平叛的过程中，一批年轻的将领也慢慢冒头的，比如家世显赫的杨文广（杨延昭幼子）、田思勰（田仁朗之孙）、马长议（马仁瑀之孙）等。
显然，不管皇帝对军功勋贵有多少忌惮以及由此引发的打击、压制，真到国家有难，在选兵派将上，仍旧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
这其中固然有刘文济安抚勋贵们的用意在，但迫于勋贵对军队那浸透到骨子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乱，一定程度上，对勋贵们是有好处的，至少让他们扬眉吐气，痛快地翻了一次身！
战争期间，可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地打压限制，在大局方面，刘文济也不允许拖后腿的人与异议......
当然，勋贵之外，还是有寒门精英籍此崛起的，比如鼎鼎大名的狄青，他在曹克明麾下，先是随其平定广西的骚乱，由于作战勇猛，被巡军的曹克明发觉，连提两级，成为一名下级小军官。
后进军云南，攻击最宁州这个首倡叛逆的乱贼聚集之所，手底下有人了，表现则更为出色，不只勇猛敢战，更懂得用谋略，察形势，见长短，最终亲自拿下阿月部土司之首级，彻底让曹克明另眼相看。
之后的狄青，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才二十出头的他，逐渐成为曹克明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尖刀，往往刺向那些难缠、难打之逆贼叛部。
平乱之前，狄青还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大头兵，乱事平定之后，已经是招讨东路军下属一路军指挥使，成为一名战功出色的中级将领，并在回朝献捷将领名单之列，得以登殿堂，见天子......
当然，似狄青这样的经历，即便在皇帝有意提拔重视寒门将领的政治倾向下，依旧是传奇中的传奇，破格中的破格。
而他能走到那一步，也不只曹克明一个伯乐。狄青十六岁从军，用了三年时间，方才成为一名什长，后被时任汾州兵马指挥使的药宜禄（祖上乃是乾佑早期方镇汾国公药元福）举荐进京入禁军侍卫司当职。
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尽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圣军，被抽调西南，他又随左厢被调至曹克明麾下听用......
西南之后，狄青的伯乐就变成大汉天子了。但是，即便后来成为刘文济亲自提拔寒门将领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发迹之前，予其助力的，依旧是军功勋贵们。
在大汉帝国的军事体系中，勋贵们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据的是中高层的位置，而在帝国军队的基层，并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勋贵都是那般狭隘、自私。
再说回滇黔之乱，朝廷为了平定，也付出其极其昂贵的代价，前后动用军民三十万，靡钱一千余万贯，耗粮两百余万石，费时三年有余。
战争对于中央帝国来说，是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情了，而这么多人物力，直接用于剿贼平乱的，实则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维系战争的各项后勤损费上了......
在滇黔平乱事宜上，曹玮在战略上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徐图缓进，逐个击破”的方针。毕竟是在枢密院掌握军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视野很广，深明战争其手段本质。
因此，平叛过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军事威胁在前，政治招抚为主，利益收买在后。事实上，所谓滇黔连叛，只是此乱分布范围很广，参与势力很多，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全道举众皆叛。
至少，官僚官军还是坚定地忠诚于朝廷，或者说忠诚于自己的权位与利益，汉族豪强们不可能与蛮夷一条心，浑水摸鱼的行为或有，但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动兵之后，很多汉族豪强、地头蛇都主动参与到平乱中来，出人、出钱、出力，协助王师剿贼。
甚至于，如善阐、理州这些地区的土司们，也没有跟着那些穷蛮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们处在州府的核心统治圈里，受到的影响更大，汉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强大与“底线”之道理。
同时，在帝国的统治下，在与汉族的交流之中，他们获取的利益还是比被剥削的要多，因此，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观望的多，等到王师入滇，箪食壶浆，向导引路者，甚众。
如此多种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乱虽然持续了些年头，但其结局是注定的。这与帝国朝廷掌握强大的实力，以及数十年汉化之成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大势。
再说军事上，曹玮将“步步为营”玩得是炉火纯青，几路人马在他的整体调度下，以一种很从容的姿态与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贼。
滇黔是一盘棋，落子之前，则先把棋盘外的干扰因素给清除了，曹玮自领军定剑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广西。待到外围肃清戡定，兵马集聚，粮械牲畜齐备，方才正式向滇黔大进兵。
在进兵的过程中，曹玮还将很大一部分军力、民力，用在后勤之保障，道路之开辟平整上，力度强度之大，传到京畿，还引起了一些怪话。说曹枢密率领朝廷十万大军，几十万民，费着国家百万粮饷，到西南修路去了。
虽然靡费巨大，场面难看，且非议众多，但交通的巩固，也是滇黔能够顺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战争期间的道路工程，在乱事平定之后，很多都升级成为官道大路，成为连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几乎被曹玮给整个做了个升级，对内交通大利，对外联系紧密，对滇黔乱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滇黔之乱，持续反复，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腾冲地区最后一股叛军被汉军歼灭，方才正式宣告终结。这场乱事，对滇黔二道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全方位的剧烈破坏。
经济瘫痪，百业萧条，由战争的关系，物资转运艰难，城市虽然大多保持着防御安全，但饿死者甚众，使得二道出现了一波庞大的“离城潮”。
人口的损失，则是肉眼可见地严重的，但由于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体死了多少人，很难算清楚。但从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给户部人口籍册来看，比起乱前，在册人口少了三十多万。
而在滇黔山林之间，也出现了大量蛮寨夷楼的废墟，空无一人，阴森可怖，这些在叛乱之前，不说人烟辐辏，至少炊烟不绝。
几十年下来，朝廷在滇黔二道册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只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乱大军摧毁夷灭，就是在乱事中被其他土司吞并了......
满目疮痍，一地鸡毛，滇黔之乱的最终恶果，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至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之后，社会资源得到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随着对新土司册封的展开，朝廷对滇黔的掌控实则是加强了的，汉文明对当地的同化进一步加深。
滇黔一稳，整个西南又可再得几十年安宁时光......
另外，这场大乱，也导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国，对二国之统治造成重大影响。安南那边自不必说，出兵剿灭，但剿而不尽，渐渐与当地融合，成为活跃在广南西道与安南边界的一股不安分势力。
至于蒲甘国那边，基于反汉立场，那些人迅速与已经式微的蒲甘国联合起来，与临海国对抗，使其又苟延残喘了一些年。
后来，又因为土地、部族之矛盾，权力之斗争，导致二者决裂，一番拼杀之后，蒲甘国竟为其所灭。当然，临海国最终捡了个便宜，趁机一统缅甸地区，完成开国君主刘文海未竟之事业。
但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理族”，虽然臣服临海国，但始终是其北患，活跃在云南与临海边界山地，持续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