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的风云激荡，要想对大汉帝国形成重大影响，还需持续性的发酵，毕竟距离太远。短时间内，从汉帝国势力范围来看，深受其影响的只有北、康二国以及高昌道，至多把河西道算上，其影响也很难再向更东边辐射。
空间上的距离导致，在辽阔的中、东亚大陆，足够容纳2个、3个甚至更多陆上强权国度，只不过，在汉帝国体系之下，对于中央朝廷来说，这样的现实，从心理上一时间很难接受罢了。
汉伊六次大战的结果，也在九月下旬，通过宗藩交流渠道，通过帝国绵延中西的驿传系统，上达天听。
对此，朝廷上下也是震动不已，为那异域爆发如此规模的战争，以及安西的强盛。从帝国文明的角度，对此该感到自豪，因为安西王朝是大汉帝国一把屎一把尿哺育出来的，但从中央朝廷的角度来考虑，却不能不考虑其对帝国西北部安全的影响或者说威胁......
可虑的是，安西与帝国可是同宗同源，倘有不测之变，占着这份名义，比起异族外寇，可更容易被帝国内部阶层接受。
不过，这一层顾虑，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只以朝廷遣使祝贺安西取得的大捷而告终。
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宗藩关系的惯性依旧，远没到决裂以及考虑决裂之后如何处置应对的时候；
二是强盛的中央帝国，有其难以避免的自信乃至傲慢，大如山岳的船舰，可不是安西在中亚异域掀起的区区风浪就能撼动的；
三则是，建隆六年下半年，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的处置上，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北的安东国身上，对安西即便有心，暂时也顾不上。
安东国出大事了！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安西、安东同时有事，朝廷必然首重安东，这是由历史以及地缘因素决定的。
安西所处，毕竟是遥远异域，又有大量异族势力、异教文明的钳制与阻遏，安东则不然，大不然！
东北虽然在诸多中州士人眼中，被视作偏僻苦寒的蛮夷之所，但不可否认，它是华夏传统势力范围，虽处边缘地带，也是华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重要补充。
千百年来，从那片苦寒的地域，不知崛起了多少对中原王朝有重大的影响的邦国及势力。
即便抛开历史，仅从帝国本身来说，经过几十年汉化、开拓大发展的安东，也不容帝国忽视，那是一股庞大的军政势力。
据不完全统计，到建隆五年前后，安东辖下人口已经突破220万人，黑水、鸭子河流域沿岸，一大批汉人城镇拔地而起，数以百计的蛮夷部族，从白山黑水、野地老林中走出，成为归化的安东治民。
这可是除开辽河平原与一半东北平原的东北，人口之盛，千年未有，而人口，就意味着文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
当然，安东人口之快速提升，除了自秦王刘煦时期起就坚持的人口招徕政策之外，也跟粮食生产的进步有关系，这才是人口增长之基。
一直以来，安东都在着力发展基础口粮的种植生产，但以安东那苦寒的地理气候条件，能够适应生长的粮食作物实在不多，想要大规模种植就更难，至于粮种技术的突破也不是容易的。
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安东都需要从帝国输入粮食，以满足基本需要，安东的粮食生意也红火了几十年。
情况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雍熙七年前后，一个名唤图吉的康居粟特族商人，带着自己的商队，因缘际会，不远万里来到安东国。
得知安东对耐寒粮食作物的渴求之后，主动到绥化官府进言，说他知道伽色尼国有一种耐寒耐寒符合要求的作物，表示愿意替安东国找来。
负责接待的安东官员，幸运地没有忽略这个西域商人提供的信息，将之上报，并且直通王廷。
安东王刘文渊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来了兴趣，最终召图鲁进宫，听其介绍。一番问对之后，刘文渊当场拍板，赠其百金作为经费，让其返回康居，为安东带来那名为“黑麦”的粮种。
真金白银的刺激作用是强烈的，给图鲁带来了足够动力，也将商人的“神通广大”逼了出来，两年之后，图鲁的商队再度横涉万里东来，其他商品交由随从处理，他自己则带着寄托了他财富大梦的黑麦种子找到绥化官府。
接待图鲁的，还是两年前那名农曹，而两年间，其他人都几乎忘记此事了，唯有此人心心念念着图鲁，无他，黑麦若真如图鲁所言，那么也关乎着他本人的前途。
因此，对于图鲁归来，农曹是大喜，在验看过麦种与成品之后，更是难掩激动，迅速将此事上报。而这一回，处置的效率就更高了，图鲁以更高的效率得到了刘文渊的接见。
最终，刘文渊在绥化城外划了一千亩王室土地，配上农夫，交给图鲁，让他试种黑麦，并且允诺，只要成功，不吝千金与爵禄之赐。
而图鲁此行，不只带来了大量黑麦种子，还有一批有种植经验的农夫，对安东王刘文渊的命令，欣然应诺，由此也掀开了黑麦在东松嫩平原上大规模种植的序幕。
二十年后，黑麦已然成为安东百姓的主要口粮，此物虽然口感粗糙、味道苦涩，但毕竟能够填饱肚子，而在气候特殊的东北地区能够找到一种可以长期种植、大量收获的粮食作物，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在多次白灾、冻害、水灾之中，难吃的黑麦，就是救命的口粮，将无数安东子民从饥寒生死线上拉回人间。再配上安东传统的畜牧、大豆、渔业，到建隆时代，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安东已经摆脱了对外部粮食的依赖。
当然，从安东内部来说，统治阶级对下层百姓的剥削与压榨也是日趋严重的，这种趋势，甚至比帝国内部还要明显。毕竟从安东王刘文渊开始，就在为国家的强大从各阶级抽血，而这份压力层层下沉，最终还是会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若不是黑麦的引进与成功铺开，以刘文渊军国化的统治，安东早就出问题了。但即便如此，安东内部的阶级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刘煦统治时，也要尖锐得多，在内政治理、阴阳调和的能力上，刘文渊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但就是这样，安东国这两百多万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够比的。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安东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汉族，其他蛮夷部族，也有长久的驯化，宗教信仰上也没有那种非我即敌的矛盾。
当然，在刘文渊时代，安东国对关内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着一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总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过大多需要践踏道德底线与法律准绳。而在南洋航线上不绝如缕的那桩黑色买卖，安东国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离较近，风险更低，很多从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终目的地就是安东国，而安东官府，在这方面也并不吝啬。此番，安东事发，也正因这项产业。
而通往安东的路线，也有许多，海运、河运、陆运，可谓渠道众多，条条直通。不过，曾会这个安东国的“扫把星”，从率宾府开始，就着力打击此事，等他掌握辽东道，对边境地带进行一系列严厉整顿与打击后，通往安东的黑色产业方才消沉下来。即便宗藩大会后，从朝廷上层放宽了移民限制，但辽东道这边，始终执行着曾会的高压政策。
这也导致安东国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长上，几乎陷入停滞，因此，过去的这些年，对曾会深恶痛绝的除了安东国那边之外，就是游弋在安东、辽东边界那些从事黑灰产业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对堂堂封疆的刺杀行动都搞过，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会以近古稀之高龄在辽东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对曾会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着他高升到京城去当宰相......
不过，安东“移民生意”事发，却不在辽东，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时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将事情捅了出来，直达天听。
首先，夏竦在津海关逮捕了十几名大大小从事“劳力输出”的商人，经过拷问，一条打着“移民”旗号，而实际进行人口买卖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纱，将其黑恶的真相暴露出来。
夏竦除了将案件侦办经过，详详细细地禀报之外，还给皇帝刘文济上了一道情绪激切、措辞严厉的谏章，尽陈人口买卖于国于民之大弊，请求朝廷严加整饬，天地一片澄清，还黎民一个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钦若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几年湖北持续的水灾中，因赈救得力受到提拔，累进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个大事情。
关于“移民生意”的问题，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该严厉谴责与打压的。而哪怕从统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对朝廷中枢来说，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国人口的膨胀与爆发，的确在“活人”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以来，土地都是国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财富，毕竟是指着活命的根本的东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劳力的经营与耕耘，方能产生财富。而这一切，最终还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壮年上。虽然帝国在税制的改革上，基本实现了以土地作为纳税依据，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经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税务的收取上，仍旧免不了“以人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发上。
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视，朝廷需要的产出、税收与徭役，都需要黎民的双手来创造。
哪怕是那些权贵与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样是有觉悟的，民力即财力，哪怕为了他们拥有的千顷良田、万亩沃土，哪怕为了当人上人，为了足够的下民给他们剥削，都不可能对帝国人口的流失熟视无睹。严格地讲，这涉及到阶级利益，这也是帝国权贵、地主阶级与海外封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人口输出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从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国策，别的不提，大汉帝室在这方面为海陆封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绝不亏欠他们；
二则是，在世祖的推动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国内部掌握巨大影响力的权贵一起“下海”了，他们在海内外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相比于这二者，围绕着人口生意而诞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也很难通过从中获取的暴利来影响到帝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决议，顶多将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权钱交易的事。
不过，日积月累下，人口流失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弊，尤其是从事“劳务输出”贸易的黑色产业，这已经成为寄生在帝国庞大躯体上的一颗毒瘤。
宗藩大会后这两三年间，有朝廷新约与国策作为指导，干这个行当的商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被拉拢腐蚀的权贵也更多了。朝中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一些地方官府，则已经行动起来，但没有强权推动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着。
而对于这些问题，自皇帝刘文济以下，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没有察觉，未必没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着多重的顾虑。
夏竦做的，就是将此事彻底捅了出来，让其再无遮掩，让朝廷别无选择。当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恶劣性质与结果，夏竦还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到了朝廷的台面上。
根据那些商人的供述，他们是专跑安东路线的，同时，据他们所说，二十年间，从大汉各地往安东国输送的人口绝对不下二十万，他们在其中，只占部分。
同时，安东国那边的交易对象，也一一浮出水面，不乏安东高层的权贵家族。更令人惊骇的，是安东官府那边，“竟然”有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同样也拉出了一串的安东官僚，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安东国啊，吃相太难看了！安东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对于安东，朝廷高层有一大批人，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充满了忌惮与防备。这其中，除了基于帝国安全与稳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嫡长之争”有关。
太宗刘旸与秦王刘煦这两脉之间，虽然从未爆发过正式的关于帝位的斗争，但在暗处，这种角力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事情。
到了刘文济、刘文渊他们这一代，显然也延续了下来，并且安东王刘文渊三十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动作都是不加掩饰的。
而朝廷对安东，又何尝没有防备与制约，从太宗时起，其余封国在帝国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独刘煦的秦王爵位已经旁落几十年了。
至于刘文济对曾会的大力提拔与任用，更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了，双方之间，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并且，随着安东国的羽翼丰满，而愈显尖锐。
当夏竦借“移民案”把安东国扯出来，树为靶子的时候，朝廷内部那些早就看安东不顺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们，又怎能不瞄准放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