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自己逼入“穷途末路”的境地，然后再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从中解脱出来。
就这样，白宝山在监号的角落里，默默地思考着、谋划着。他与其他劳改犯们一同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对凡人的事情完全不理会，他的脑海中不停地转动着各种念头。
这些念头逐渐成为了他的白日梦，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也成为了他消磨时光的绝佳方式。
然而，外界的人对他内心的这些想法一无所知。在监狱里，白宝山开始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他深知，要想犯下大案，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绝对不行的。
尽管小时候的他对读书毫无兴趣，但进入监狱后，他却卧薪尝胆，下定决心要把文化课学好。
经过不懈的努力，白宝山终于达到了能够读书看报的水平。此时的他，外表看起来非常老实、勤奋，这其实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深入研究各种案例。无论是书本、杂志上的，还是电视节目中出现的案例（监狱里是可以看电视的），他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专业的眼光对其进行反复研究。
他仔细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深入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同时也认真研究作案后如何有效地逃避警方的打击。在劳动之余，他常常会和李清亮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警匪片后，兴致勃勃地对李清亮说：“你看这人多笨啊，遇到警察居然选择逃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他应该迎上去和警察正面交锋，这样说不定还有逃跑的机会呢。一开始就跑，肯定会被人家捉住的。”
还有一次，他翻阅了几本杂志，然后若有所思地和李清亮议论道：“你看这些人被抓，问题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要是他们身上不带那些东西，就算被警察抓到了，也没有证据，警察拿他们也没办法啊。”
在白宝山所“预想”的那些案件中，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武器。他所向往的可不是一般的枪支，而是那种火力凶猛、威力巨大且便于携带的枪种。
当然，光有枪还不够，他还需要一辆车，以及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些都是前期准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监狱里，要想搞到一把枪简直比登天还难，更别提学习驾驶技术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学习枪械知识，同时，他还可以想方设法地收集一些子弹。
新疆与内地相比，确实存在着许多差异。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地域广袤无垠，然而人口却相对稀少。这片土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新疆特有的历史背景，使得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范围较为广泛。
不仅退伍军人、基干民兵、猎户，甚至连普通的农牧民手中都可能持有子弹。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枪支弹药散落于民间，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此外，一些部门对子弹的管理不够严格，这也导致了弹药的流失现象时有发生。
正因为如此，在新疆获取子弹要比在内地容易得多。在新疆的劳改监狱中，由于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的限制，犯人被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
其中，零星犯主要负责一些零散的劳动，如种菜、放牧等。而部分零星犯在夜间并不收监，他们被称为外宿犯，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进行接触。
白宝山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条件，伺机从外宿犯那里“购买”到了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将这些子弹藏匿起来。然而，弄到子弹仅仅只是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他还要深入了解枪支的性能及使用之道。
在这一点上，他巧妙地借助了服刑前曾于某军事单位任职的李清亮。李清亮对诸多枪支皆谙熟于心——此或许乃白宝山亲近李清亮之根本缘由。
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不睦，唯独对李清亮“知无不言”。据李清亮追忆，白宝山对各类枪支皆怀有浓厚兴致，“求知欲”甚为强烈，多次向他了解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
白宝山不仅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还详细了解了他们的日常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李清亮在与白宝山的交谈中，无意间透露了一些关键信息，比如哨兵上岗时通常只携带枪支而不装弹药。
白宝山对白清亮说，他出狱后打算针对石景山附近的军营下手，因为那里的哨兵警惕性最低，更容易将枪支搞到手。他甚至还提到了具体的作案手法，比如“迎上去打”，以确保能够迅速制服哨兵并夺取武器。
当我们将白宝山的这些言论与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件进行对比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他当年所说的话和日后所做的事竟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甚至连一些细节都没有改变。
这让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仿佛他早已精心策划好了这一系列犯罪行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李清亮由于刑期较长，至今仍在狱中服刑，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面所犯下的罪行。但他所描述的这些情景，却与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如出一辙，没有丝毫偏差。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的“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一些复杂的动机和心理因素，导致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他的行为都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白宝山出狱后，对附近的银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然而，银行的实际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存在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