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一场规模浩大的“严打”春季攻势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犹如一场雷霆万钧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国家。
这场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得到了普遍的改善，重、特大案件的发案率显着下降，一大批积压已久的案件被成功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全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然而，在这场严打的浪潮中，有一个重要的案例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3·31”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
这个案件的犯罪分子异常猖獗，他们竟然在严打期间，毫不畏惧地顶风作案，继续对我解放军哨兵发动袭击。这不仅显示出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更是对我公安机关的严峻挑衅。
北京市公安局“3·31”案件专案组，乃是北京市公安局内级别最高的刑事案件专案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了彻查这起案件，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主管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直接指挥专案组的各项工作，足见对此案的高度重视。
专案组在深入研究案件后，果断地提出了三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尤为关键。
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缜密分析，专案组得出了以下重要认识：这几起案件发生的时间间隔并不长。在第一起案件中，犯罪分子成功抢夺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而在第二起案件里，他们竟然胆大包天，使用抢劫得来的步枪去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的哨兵，企图抢夺手枪，但最终未能得逞；
到了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更是凶残地打死了八一射击场的哨兵，抢走了空枪套，然而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依旧未能实现。
综合以上情况，专案组认为，不能排除犯罪分子会以同样的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毕竟，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抢夺手枪，而之前的几次尝试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显然不会轻易放弃。
有鉴于此，专案组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项极具针对性的“抓现行”工作方案。
这一方案的核心在于，通过加强对可能发生案件的地点和时段的监控，以及对可疑人员的排查，争取在犯罪分子再次作案时将其当场抓获，从而一举破获这起案件。
专案组为了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指挥部设立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便于指挥和调度。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专案组精心组织了 100 多名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精干警力。他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都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先进的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每天夜幕降临，这些小组便悄然出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展开布控蹲堵行动。他们隐藏在暗处，严密监视着周围的动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
而我们的刑警们，则默默地在暗中为哨兵站岗。他们以高度的警惕性和专业素养，守护着这片区域的安全。
从 1996 年 4 月到 1997 年 9 月，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项措施从未间断过。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酷暑严寒，亦或是公休日、节假日，一线的刑警队员们始终坚守岗位，一天也没有中断过。
在重点哨位布控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未雨绸缪地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逻。这些车辆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它们能够迅速增援，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地投入警力进行布控，这在北京的刑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北京市公安局对于打击现行犯罪的决心异常坚定，毫不动摇。张良基局长和阮增义副局长始终坚守着这一原则：只要案件尚未侦破，这条措施就必须持续执行下去，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坚决保卫子弟兵的安全。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身处一线的民警们毫不畏惧艰苦，勇敢面对各种困难，默默地承担着守卫任务。
他们深知这是侦破“3·31”案件的关键环节之一，同时心中也怀揣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等待的时间越久，犯罪分子再次现身的几率就越高。
第二项重点工作便是彻查子弹的来源。子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让人困惑不已。尽管犯罪分子的步枪有明确的来源，但其发射的子弹却始终找不到出处。
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已经储备了充足的子弹，或者掌握了获取子弹的方法和渠道。
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可以看出，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步机弹批号完全相同，弹底标识均为“75—81”。这无疑表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相对有限且单一。
如此一来，对子弹来源展开深入调查，极有可能成为揭露犯罪分子真面目的关键所在。
有鉴于此，专案组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查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专案组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鼎力相助。他们不辞辛劳地走访了兵器部，对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进行了逐一排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批子弹是在文革后期由河南的某家兵工厂生产制造的，主要配备给了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并未下发到部队；
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则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一发现使得本案件首次与新疆产生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