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追击东北悍匪（四十）
其实很简单明了，就是让单位负责管理自家的职工，街道承担起照顾居民的责任，而乡镇则需要把下辖的每个村屯都管理得井井有条。
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静静聆听的副厅长刘一平突然插话道：
“在这里，我要着重强调一下，如果有人在排查过程中出现遗漏，导致关键线索被错过，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不管这个人来自于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还是政法系统，一律严惩不贷，直接撤职查办！”
之所以会如此雷厉风行，一切都是为了全力配合正在紧锣密鼓开展中的“10.27”马福林一家被杀案的专案组能够顺利破案。
为此，呼兰县县长亲自披挂上阵，勇挑重担，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广大群众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与此同时，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干警所组成的专案组，也迅速投入到紧张忙碌的侦破工作当中去。
在随后召开的案情分析会议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路刑侦专家针对现场发现有两台自行车离奇失踪这一关键线索，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且火药味十足的大讨论：这次案件究竟是有多少人参与作案的呢？
究竟是一人作案还是两人作案呢？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内部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其中有一种观点强烈地认为，极有可能是两人共同实施了犯罪行为。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两台车子竟然在同一时间被一并骑走，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按照常理推断，罪犯不太可能先骑走一辆车，然后再折返回来骑走另外一辆。
毕竟，案发当时正值深夜，周围环境一片漆黑，行走起来本就困难重重。而从马福林家出来的那段道路更是崎岖不平，满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如果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来骑行两辆车子，难度可想而知。
就算选择推车前行，这不仅不符合犯罪分子作案得逞后急于逃脱现场、避免被追捕的常见心理状态，而且还会增加在路上遭遇他人时被怀疑成偷自行车贼的风险。
更为关键的是，从马福林家出来的那条小路与附近唯一的一条公路交汇之处，距离呼兰公安局不过区区五十米而已。四层楼高的公安局大楼巍然矗立在路口的斜对面，院门口整夜都灯火通明，门卫室更是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
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深更半夜想要从公安局大院的严密监视下，独自一人骑着两辆车子堂而皇之地驶过，那得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啊！况且，犯罪分子在作案过程中说不定身上已经沾满了斑斑血迹。
这些情况无一不是极具说服力的事实依据。因此，可以推断出此案系由两人共同作案完成。案发后，他们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南边的小路仓皇逃窜，并一路向东直奔呼兰郊外而去。
对于案件的定性及犯罪嫌疑人数量问题，张福田以及部分呼兰公安局的人员更倾向于认定是两人联手作案。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存在，即坚持认为仅一人作案便可实施此次罪行。
若真如前者所言，乃是两人协同作案，那么这两个罪犯之间究竟会是怎样的关系呢？难道是父子？又或者是兄弟？
但仔细想想，无论是哪一种亲属关系，怎么能够如此狠心地对他人痛下杀手且丝毫不顾及后果呢？这种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尽管案发现场的确有两辆自行车被同时骑走，表面看来似乎确实符合二人共同作案的特征。但是，这也许仅仅只是犯罪分子蓄意营造出来的一种虚假表象罢了。
毕竟，从现场勘查所获取到的信息来分析，凶手不仅动作灵敏、身手矫健，而且身体健壮、力量过人。
即便马福林家门前的道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但凭借着凶手自身过硬的能力，他未必就没有办法同时驾驭两辆自行车成功逃离现场。
恰恰正是通过这样巧妙的手段，犯罪分子充分展示了其阴险狡诈的一面。如此精心设计的布局，极其容易误导人们产生错误的判断，误以为是两名罪犯共同作案，进而使得侦查工作的注意力被分散开来。
在众多参与调查的人员当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来自省城公安厅、哈尔滨公安局以及呼兰县公安局的领导们，其中包括副局长董超等人在内，他们在经过深入思考之后，都逐渐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董超与张福田之间对于案件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不过，随着专案组成员们不断地对案件展开反复的研究和详尽的分析，最终，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讨之后，专案组内部总算勉勉强强达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结论——将此案件判定为由一个人单独作案所致。
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是由于这个问题与另外一个更为关键且至关重要的问题紧密相连，并一同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那个重要的问题便是，“10.27”杀人案究竟是否能够与呼兰—巴彦系列残杀公安干警案合并起来进行侦查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乎到整个侦破工作未来的走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尽管“10.27”案件的现场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而且凶犯所使用的凶器跟此前发生的两起杀害警察的案件所用的凶器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现场遗留下来的那些模糊不清的脚印等相关物证来看，却足以充分证明一点，那就是这一次案件中的凶手，无论是身高还是体态方面，都与前面两起案件的凶手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度。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专案组里的绝大部分成员均一致认为：这三起案件理应合并在一起进行侦查。